第876章 南北战略之争
第876章南北战略之争
在北方局势陡变,汉辽冲突,乃至交兵,使得本就脆弱的汉辽和平瞬间支离破碎,回顾之下,七年的安定有如泡影,所谓的和议更是笑话。
因为辽军突然兵寇雁门关,引得东京朝堂上下,群议纷纷,不论文武,皆觉慨然,那是种被冒犯了的感觉。
此时,大汉的君臣们,正投入在进军江表、一统南方的热情中。而雁门的战事,就像一抔冷水,当头浇下,虽然水不多,但足够凉,凉至心底,并且足以将刘承祐的注意力再度牵扯回北方,而这一回,可就没有那么容易挪开目光了。
事实上,对于辽国这突然的发难,还是有些意外加疑惑的,意外其翻脸之快,疑惑他就派一万步骑。
所幸,大汉这些年在对辽方面的情报工作还是有不小的成果的,经过一番周折,军情司那边上报了。虽然没有过于详细的情况,但明确一点,北归的辽使萧护思向辽主汇报了些什么,在其觐见的第二日,辽军便南下了。
以大汉君臣的聪颖,自然第一时间把目光锁定在萧护思身上,并作出判断。刘承祐即令武德使李崇矩去调查,从与萧护思有接触的职吏口中,得知了萧护思南下的表现,分明就是秘密刺探大汉的虚实。
同样的事情,在不同的人眼中,看出的结果也是不同的。作为辽国的北枢密,萧护思当然是有一定眼光的人,是以从其一路见闻中感受到了大汉的威胁,而辽帝也认可了此点,乃有后边的举动。
了解到此事,刘承祐心生愠怒,当即下令,将接待萧护思的官吏及军官,一并削职罢免,同时,武德司内部,监视萧护思的探事也做了处置。他们都是与萧护思接触最近的人,竟然对其异动,没有丝毫察觉,即便有“游山玩水、纵览风物”的理由作掩护。
嗯,那些被牵连的官吏,或许会感到委屈,毕竟此前为了维系汉辽之间的融洽关系,皇帝曾降谕,好生招待,礼遇辽使。他们虽有失察之嫌,不智表现,但终究还是被刘承祐迁怒了。
同时,回忆起萧护思在东京之时,几次与自己直接交流,都是相谈甚欢,谁曾想,在那张和善谦恭的面庞下,竟然含有如此机心与敌意,关键自己还没有什么察觉。
说到底,还是自己的注意力都在南面事务上,对于北方的辽国,虽说始终保持着警惕,并不时提醒自己,但又怎么可能真得做到时时将那种警惕记挂在心头?再加上,这些年,契丹人也确实称得上“安分”。
有刘承祐的思考,再辅以宰臣们的分析,很快就把情况基本搞清楚了。而万卒寇代的举动,虽然从中感受到了少许异样,但也暂时只能用“试探”来解释其举动。
杨业的胜利,使得积压在刘承祐心头的少许郁闷释放了许多,对于他的大胆出击,以少敌多,并战而胜之,刘承祐表现得十分高兴,并说道:“杨重贵果成名于此!”
斩首1879颗,其中契丹人就有728人,其余杀伤还不算在其中,而自身伤亡,则在千人以内,加上俘虏,加上缴获,实实在在的一场大胜,酣畅淋漓。大汉朝廷,乃至东京士民,多感振奋,对之都是多加褒扬,在皇帝的授意下,宣慰司也出来干活了。
不过,这种氛围下,还是有人站出来扫兴,说杨业贸然出击,有失守关城的风险,以麾下性命成就自己功勋,大杀辽兵恐引起两国大战
对于这等言论,都不需刘承祐发话,枢密使柴荣当众就将那进言的御史给大骂了一顿。其后,左都御史崔周度,迫于群情,主动将那下属直接贬到地方上去了。
对此,刘承祐只是感慨,这世间终究还是愚者多,智者少,不识时务,自以为是的人,更比比皆是。
对于雁门大捷的有功将士,刘承祐自是不吝赏赐,杨业的爵位没有提升,仍为崞侯,不过加了“开国”,并提升禄粟,同时将其妻冯氏赐五品诰命,其长子杨延昭赐勋职,让杨业成功实现封妻荫子。
至于其下的康延泽等将校,也都是厚赏,伤亡优恤,功狗恩赐,用最直接的行为,彰显皇帝对于此战有功将士的态度。
恩诏一下,东京朝堂又起波澜,在京的武臣及禁军将校,纷纷上表,请求皇帝出兵北伐,请战奏表几乎堆满崇政殿的御案。
汉将们,有的是功业心作祟,有的是受杨业的胜绩所感染,统一战争虽然重要,同是功劳,但自古以来,还是对外战争、开疆拓土,更能激发有志之士的热血与豪情,更何况此次是契丹人主动搞事,而对于北面的强敌,上下也都抱有一定复仇雪耻的心理,毕竟任其在北疆猖狂几十年了。
有的人呢,则纯粹是凑热闹了。而禁军的高级将帅中,也多有下场表态的,比如韩通、孙立、李重进、李继勋等人。
包括赋闲多年的前侍卫司副帅王殷,也主动向刘承祐上表,希望能北伐从征。当年何福进病逝,朝廷选派北面都帅,任命都已经下达了,可惜王殷得意猖狂,行为放肆,为人弹劾,也触怒了刘承祐,直接被一撸到底,不只丢了北面都部署的帅位,还把侍卫副帅的军职也给丢了。
这些年,朝廷不论是取荆湖,还是灭蜀,王殷都曾主动请求出征,不过都被刘承祐给拒绝了,一是大汉不缺将校,何须他这个花甲老将,二则是,当年的不矩行为给刘承祐印象实在太差了。
这一次,也是王殷最后一次主动请命了,如果再不能给机会,他也就不作他想,忧忧郁郁地去过他的晚年了。
剩下的将帅中,慕容延钊、向训、赵匡胤也都没有轻易表态,这是三名政治成熟的将帅,心里清楚,下面闹得再积极,还得看皇帝的态度。而北伐的决策,可是朝廷头等的大事,需要朝廷诸公仔细讨论,全面筹算,不是轻易可下决定。
这些,都还是在京的将帅,而地方的将领们,尤其是河北的边军,虽奏表未至,但刘承祐已能料想到彼辈跃跃欲试之志,拳拳报国之心。
将帅请命的背景下,是一场事关大汉战略的争论,南北之争,这几乎是贯穿开国以来大汉战略方向的议题。
早年的时候,基本没有太大的争议,当时国家实力不足,战略环境也谈不上好,四面皆敌,且漏洞不少,那样的情况下,选择攻取南方,是最合理、风险最小、收益最高的选择。
即便如此,在乾祐四年,南征在即,辽军聚大兵南下,火神淀之乱,当时就有不少人提议北伐。为何,还是北塞残破的局面下,大汉上至君臣,下至军民,安全感不足。
在拓地淮南,西收秦凤后,国力渐富,兵势渐强,又有人向刘承祐建议北伐。当时辽国虽然也恢复了几年,但政治不稳定,宗室贵族叛乱不休,让人看到了机会。
不过,稍加思量后,刘承祐还是拒绝了,仍旧坚持南攻北守的战略,北面既能维持基本的和平,给足了空间,那便按照既定的战略走下去。
其后,收荆湖,平孟蜀,及至如今。如果北面边情不变,那么接下来一举平定江南,仍是坚持不可动摇的战略。
但是,这一次不同了,辽国主动改变,掀起战争,将汉辽之间脆弱的平衡地打破。平衡一破,刘承祐不得不严肃北顾,不是心志的动摇,而是来自北面的威胁不得不重视。
朝廷之中,再度掀起了南北战略之争,并且这一回,并不局限于少数的股肱文武。在5月7日这一天,刘承祐干脆下诏,命在京五品以上文武,各上策略,讨论南下北上事。
这封诏书,也反应了刘承祐内心的纠结。在群臣各抒己见的浪潮中,刘承祐对近臣发表了一番感慨:“都乾祐11年了,朕还在为南北战略头疼!”
议潮之中,刘承祐也不由思索,原来的历史上,北宋平定南方,一直到吴越献土,辽国都没有如此大的反应,为何?
思虑良久,虽未彻底洞悉其情由,终是有所得。
如果说正史中,五代乱世的结束,从后周的建立开始正式奠基,走上统一的快车道。而今的大汉与之相较,只是在各方面提前了三年,但是这三年的内功修炼,发展到后面,其间的差距可就不止是区区三年了。
中间少了三叛连横之害,少了王朝更替的混乱,又没有北汉的掣肘,征淮半载而定这些使得王朝的元气得到了极大保存,恢复发展的速度更不可同日而语。再加刘承祐苦心孤诣的励精图治,以致大汉国力军力之强,远迈“同期”,带给辽国君臣的压力当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。
而正史上,等北宋发展到如今大汉的程度,辽国也同样安稳积蓄近二十载,又没有栾城之战的重大损失,自然安稳些。并且,进入到耶律璟后期之后,辽国的政治环境,也确实有些混乱,国内矛盾也重复剧烈,对宋事务也有心无力。
而如今,大汉带给辽国的压力感太强了,倘若辽国君臣有忧患意识,就绝不会面对大汉平南而无动于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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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北方局势陡变,汉辽冲突,乃至交兵,使得本就脆弱的汉辽和平瞬间支离破碎,回顾之下,七年的安定有如泡影,所谓的和议更是笑话。
因为辽军突然兵寇雁门关,引得东京朝堂上下,群议纷纷,不论文武,皆觉慨然,那是种被冒犯了的感觉。
此时,大汉的君臣们,正投入在进军江表、一统南方的热情中。而雁门的战事,就像一抔冷水,当头浇下,虽然水不多,但足够凉,凉至心底,并且足以将刘承祐的注意力再度牵扯回北方,而这一回,可就没有那么容易挪开目光了。
事实上,对于辽国这突然的发难,还是有些意外加疑惑的,意外其翻脸之快,疑惑他就派一万步骑。
所幸,大汉这些年在对辽方面的情报工作还是有不小的成果的,经过一番周折,军情司那边上报了。虽然没有过于详细的情况,但明确一点,北归的辽使萧护思向辽主汇报了些什么,在其觐见的第二日,辽军便南下了。
以大汉君臣的聪颖,自然第一时间把目光锁定在萧护思身上,并作出判断。刘承祐即令武德使李崇矩去调查,从与萧护思有接触的职吏口中,得知了萧护思南下的表现,分明就是秘密刺探大汉的虚实。
同样的事情,在不同的人眼中,看出的结果也是不同的。作为辽国的北枢密,萧护思当然是有一定眼光的人,是以从其一路见闻中感受到了大汉的威胁,而辽帝也认可了此点,乃有后边的举动。
了解到此事,刘承祐心生愠怒,当即下令,将接待萧护思的官吏及军官,一并削职罢免,同时,武德司内部,监视萧护思的探事也做了处置。他们都是与萧护思接触最近的人,竟然对其异动,没有丝毫察觉,即便有“游山玩水、纵览风物”的理由作掩护。
嗯,那些被牵连的官吏,或许会感到委屈,毕竟此前为了维系汉辽之间的融洽关系,皇帝曾降谕,好生招待,礼遇辽使。他们虽有失察之嫌,不智表现,但终究还是被刘承祐迁怒了。
同时,回忆起萧护思在东京之时,几次与自己直接交流,都是相谈甚欢,谁曾想,在那张和善谦恭的面庞下,竟然含有如此机心与敌意,关键自己还没有什么察觉。
说到底,还是自己的注意力都在南面事务上,对于北方的辽国,虽说始终保持着警惕,并不时提醒自己,但又怎么可能真得做到时时将那种警惕记挂在心头?再加上,这些年,契丹人也确实称得上“安分”。
有刘承祐的思考,再辅以宰臣们的分析,很快就把情况基本搞清楚了。而万卒寇代的举动,虽然从中感受到了少许异样,但也暂时只能用“试探”来解释其举动。
杨业的胜利,使得积压在刘承祐心头的少许郁闷释放了许多,对于他的大胆出击,以少敌多,并战而胜之,刘承祐表现得十分高兴,并说道:“杨重贵果成名于此!”
斩首1879颗,其中契丹人就有728人,其余杀伤还不算在其中,而自身伤亡,则在千人以内,加上俘虏,加上缴获,实实在在的一场大胜,酣畅淋漓。大汉朝廷,乃至东京士民,多感振奋,对之都是多加褒扬,在皇帝的授意下,宣慰司也出来干活了。
不过,这种氛围下,还是有人站出来扫兴,说杨业贸然出击,有失守关城的风险,以麾下性命成就自己功勋,大杀辽兵恐引起两国大战
对于这等言论,都不需刘承祐发话,枢密使柴荣当众就将那进言的御史给大骂了一顿。其后,左都御史崔周度,迫于群情,主动将那下属直接贬到地方上去了。
对此,刘承祐只是感慨,这世间终究还是愚者多,智者少,不识时务,自以为是的人,更比比皆是。
对于雁门大捷的有功将士,刘承祐自是不吝赏赐,杨业的爵位没有提升,仍为崞侯,不过加了“开国”,并提升禄粟,同时将其妻冯氏赐五品诰命,其长子杨延昭赐勋职,让杨业成功实现封妻荫子。
至于其下的康延泽等将校,也都是厚赏,伤亡优恤,功狗恩赐,用最直接的行为,彰显皇帝对于此战有功将士的态度。
恩诏一下,东京朝堂又起波澜,在京的武臣及禁军将校,纷纷上表,请求皇帝出兵北伐,请战奏表几乎堆满崇政殿的御案。
汉将们,有的是功业心作祟,有的是受杨业的胜绩所感染,统一战争虽然重要,同是功劳,但自古以来,还是对外战争、开疆拓土,更能激发有志之士的热血与豪情,更何况此次是契丹人主动搞事,而对于北面的强敌,上下也都抱有一定复仇雪耻的心理,毕竟任其在北疆猖狂几十年了。
有的人呢,则纯粹是凑热闹了。而禁军的高级将帅中,也多有下场表态的,比如韩通、孙立、李重进、李继勋等人。
包括赋闲多年的前侍卫司副帅王殷,也主动向刘承祐上表,希望能北伐从征。当年何福进病逝,朝廷选派北面都帅,任命都已经下达了,可惜王殷得意猖狂,行为放肆,为人弹劾,也触怒了刘承祐,直接被一撸到底,不只丢了北面都部署的帅位,还把侍卫副帅的军职也给丢了。
这些年,朝廷不论是取荆湖,还是灭蜀,王殷都曾主动请求出征,不过都被刘承祐给拒绝了,一是大汉不缺将校,何须他这个花甲老将,二则是,当年的不矩行为给刘承祐印象实在太差了。
这一次,也是王殷最后一次主动请命了,如果再不能给机会,他也就不作他想,忧忧郁郁地去过他的晚年了。
剩下的将帅中,慕容延钊、向训、赵匡胤也都没有轻易表态,这是三名政治成熟的将帅,心里清楚,下面闹得再积极,还得看皇帝的态度。而北伐的决策,可是朝廷头等的大事,需要朝廷诸公仔细讨论,全面筹算,不是轻易可下决定。
这些,都还是在京的将帅,而地方的将领们,尤其是河北的边军,虽奏表未至,但刘承祐已能料想到彼辈跃跃欲试之志,拳拳报国之心。
将帅请命的背景下,是一场事关大汉战略的争论,南北之争,这几乎是贯穿开国以来大汉战略方向的议题。
早年的时候,基本没有太大的争议,当时国家实力不足,战略环境也谈不上好,四面皆敌,且漏洞不少,那样的情况下,选择攻取南方,是最合理、风险最小、收益最高的选择。
即便如此,在乾祐四年,南征在即,辽军聚大兵南下,火神淀之乱,当时就有不少人提议北伐。为何,还是北塞残破的局面下,大汉上至君臣,下至军民,安全感不足。
在拓地淮南,西收秦凤后,国力渐富,兵势渐强,又有人向刘承祐建议北伐。当时辽国虽然也恢复了几年,但政治不稳定,宗室贵族叛乱不休,让人看到了机会。
不过,稍加思量后,刘承祐还是拒绝了,仍旧坚持南攻北守的战略,北面既能维持基本的和平,给足了空间,那便按照既定的战略走下去。
其后,收荆湖,平孟蜀,及至如今。如果北面边情不变,那么接下来一举平定江南,仍是坚持不可动摇的战略。
但是,这一次不同了,辽国主动改变,掀起战争,将汉辽之间脆弱的平衡地打破。平衡一破,刘承祐不得不严肃北顾,不是心志的动摇,而是来自北面的威胁不得不重视。
朝廷之中,再度掀起了南北战略之争,并且这一回,并不局限于少数的股肱文武。在5月7日这一天,刘承祐干脆下诏,命在京五品以上文武,各上策略,讨论南下北上事。
这封诏书,也反应了刘承祐内心的纠结。在群臣各抒己见的浪潮中,刘承祐对近臣发表了一番感慨:“都乾祐11年了,朕还在为南北战略头疼!”
议潮之中,刘承祐也不由思索,原来的历史上,北宋平定南方,一直到吴越献土,辽国都没有如此大的反应,为何?
思虑良久,虽未彻底洞悉其情由,终是有所得。
如果说正史中,五代乱世的结束,从后周的建立开始正式奠基,走上统一的快车道。而今的大汉与之相较,只是在各方面提前了三年,但是这三年的内功修炼,发展到后面,其间的差距可就不止是区区三年了。
中间少了三叛连横之害,少了王朝更替的混乱,又没有北汉的掣肘,征淮半载而定这些使得王朝的元气得到了极大保存,恢复发展的速度更不可同日而语。再加刘承祐苦心孤诣的励精图治,以致大汉国力军力之强,远迈“同期”,带给辽国君臣的压力当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。
而正史上,等北宋发展到如今大汉的程度,辽国也同样安稳积蓄近二十载,又没有栾城之战的重大损失,自然安稳些。并且,进入到耶律璟后期之后,辽国的政治环境,也确实有些混乱,国内矛盾也重复剧烈,对宋事务也有心无力。
而如今,大汉带给辽国的压力感太强了,倘若辽国君臣有忧患意识,就绝不会面对大汉平南而无动于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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