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146章 世宗篇21 康王绝唱
第2146章世宗篇21康王绝唱
建隆二年(1019年)夏五月,在经过近半年时间,跨越万里长途之后,康王刘晔终于抵达帝国西京。这一路漫长而辛苦,对年近六旬的刘晔而言,不管是意志还是身体,都是一种考验。
不过,刘晔的意志是经过岁月与世事千锤百炼而成就的,因此道阻且长,但他走得从容,行得放松,精神上也没有什么负担。
就像是沉下心来,完成人生中一场难得的旅途,一路上,他考察着安西军政,巡视自己的王国领地,同时也观察着大汉西北诸道的军政状况,遇到那些他年轻时曾履足、奋斗过的地方,也会停下脚步,追忆往昔,动情之时,甚至老泪纵横。
而从进入高昌道后,一直到关内,每到一大城,刘晔都拒绝当地官府的礼物迎奉,只要求他们把当地的中下层僚吏、行伍、士绅、商贾、百工召集在一起,听他为康国展开的“宣讲”。
过去,安西三国常有使者、官吏,到大汉内地来宣扬政策,传播名声,以招揽人才,但那些下面的牛马走,如何能与堂堂康王亲自开讲延请相比,明显更具权威性以及诱惑力。
即便很多人,都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去参加刘晔的宣讲会,但依旧有一部分人为刘晔描述的蓝图所吸引。安西三国,为了从帝国吸引人才人口,已经使用了不少手段,明里暗里,黑的白的,可是煞费苦心。
当然作为康国的王,又是在大庭广众之下,刘晔还是得走堂堂正正的路,他重点讲述是康国的“人才(口)安顿计划”。
作为一个驭民百万的王,刘晔也深谙如何打动人,开疆拓土、建功立业什么的对西北士民已经不大管用了,因此,刘晔所言所述,都是最实际的东西,重点就着眼于“利益”二字上。
刘晔详细地介绍了康居国所拥有的大片优良水土、草场与特产,城市、人口及贸易,以及王国制定的对汉地人口优越的安置政策。
当然,类似的政策宣讲,此前康国的使者、专吏已经做过,但从刘晔嘴里亲口说出来,效果就是不一样。同时,刘晔一点也不绕弯子,甚至不避讳谈及钱与权,甚至对一个汉人入康能够产生的经济效益,都被赤裸裸地明码标价了。
只要是汉人,去了康国,官府会发钱、土地、耕牛、农具,甚至会分配仆(奴)从(隶),前三年一切税收减免,这还是针对普通汉人劳动力的。
至于有学识、文化抑或有特殊技长的,待遇就更加从优,同时,在移民上有突出贡献的,比如能带百人前往康国的就能当营所制下的都头,五百人就能在官府谋个镇长的职位,上千人那就能成为营主,连同仆从人口在内掌管数千人的生计乃至生杀大权。
也不要怕康国没有足够的钱粮、牲畜、工具,在几十年的扩张掠夺中,康居国攫取了大量财货,刨除内部封赏以及正常行政、军事支出,依旧有足够的积累来满足人口安置计划的长期进行。
当然,财富与奴隶都是有上限的,先到先得,后来利短,这是必然的,因此,有志西进者,需要抓紧、从速,否则机会只能让其他人抢了去
刘晔的一番宣讲动员,对于帝国西北的上层权贵抑或底层黔首,诱惑力都不是那么的足,前者在国内已经是人上人,后者所求也不过一个安稳与温饱。
但是,对于处于中间阶层的,包括墨吏、退伍官兵、商贾、工匠等城市小民,还有那些不安分的流氓无产者、黑恶势力,却有极大的吸引力。
康国,是为他们这些人,提供了一个发财的机会,一个阶级跃升的平台。有些事情,在大汉帝国的体制下,要想实现需要千难万难的努力,但在康国这样的封国,实现的难度却呈指数级降低。何况,哪怕冲着康王人格魅力以及郑重保证,康国也是值得一去的地方。
只要是个人,就没有不想往上爬的,就没有不想着骑到别人头上做人上人的,说不想的,要么他已经实现了,要么就没有能力或者碰不到机会,一旦让他碰到了,再看看其嘴脸如何?
再退一万步,那些虚的都不提,就冲刘晔拿出的一项重磅诚意,就值得一众冒险者蜂拥而去。那就是,康国决定把和州地区的玉石产业拿出来共享,欢迎汉地商贾前去采掘、经营。
玉石,由于其特殊的意义与象征,千百年来,在中国都备受推崇,围绕着玉石,也诞生了一片庞大且覆盖面极其广泛的市场。
尤其在太平时节,上至王公贵族,下至贩夫走卒,不论什么阶级,只要薄有资产的,基本都会想办法搞一块玉,做成配饰。
而在大汉帝国,即便从开宝时代算起,整体上也太平了快六十年了,其中又伴随着人口的激增,生产力的提升,商品经济大爆发,社会财富大积累,自然也催发了玉石市场的大繁荣。
这个市场的广阔,几乎是无限的,关键就在于,玉石尤其是优质玉石的原材料资源的匮乏,而过去几十年,帝国最大的玉石产业链的源头在哪里?
毫无疑问,是于阗!乌玉河、白玉河,两条河流,虽然不产黄金,但在于阗权贵的眼中,就是两条流淌着财富的黄金水道,由二河出产的各类玉石,在大汉市场从来都是供不应求的。
但是,这一笔财富,几十年来却一直掌握在于阗国的权贵手中的,外人根本插手不得,通过玉石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,满足自己奢华生活的同时,还能养兵、养民。
于阗所拥有的玉石之利,显然也是其灭亡的原因之一,如今,轮到康国掌握“玉石大盘”了,并且明确表示,愿意将之分享出来,可想而知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了
刘晔一路东来的种种言辞作为,在西北大地掀起的阵阵波澜,自然通过武德司的情报系统,完完整整上呈于皇帝刘文济御案上头。
得悉其事后,刘文济除了赞其处变不惊、从容有度之外,对其苦心孤诣,甚至不惜拉下脸面自卖自夸,以吸引招揽远人,发展康居国的做法,也颇感唏嘘。
其所言所行,似乎已经能够说明其为何冒着逾制乱法、遭遇帝国反噬的风险,去吞并同属藩国的于阗了。他是明明白白地告诉皇帝与朝廷,康国要发展,要立足西域,要维持和巩固汉人的统治。
作为帝王,刘文济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刘晔,然而,他是大汉帝国的皇帝,汉族国度最高的统治者,他必须得站在中央朝廷的立场,站在汉帝国宗藩体系的格局上来考虑问题。
不过,对刘晔于沿途宣讲招揽人口、人才行为,刘文济却没有设阻,这也导致,刘晔入京一行,就为康居国吸引了超过三万的汉族移民,当然这个数据是没有经过官方准确统计的,但效果是很明显的。并且,“康国民”的转化率也不高,因为其中有半数的人都是为了去从事玉石相关生意。
同时,刘文济也按下了朝廷内部,因为刘晔姗姗来迟,而准备的欢(弹)迎(劾)仪(攻)式(讦),就事论事即可,更多的,细想着来,实在没有必要,徒惹人非议罢了。
时隔十数载,刘晔再次踏足大汉帝国京畿,上一次,还是太宗皇帝驾崩之际。需要指出一点,在康宗皇帝驾崩之时,亲自到帝京奔丧吊唁的封国王就已经不多了,安东王刘文渊这种过分积极的人不多。
拿安西三国来讲,当时只有北廷王刘文共亲赴洛阳,但更为主要的目的是看望其父赵王刘昉。至于刘旻、刘晔两兄弟,只是遣有身份、够资格的重臣为使,赶赴西京,代为致哀。
十多年的时间,有多少物是人非,又引发了刘晔多少的唏嘘感慨,就不赘言了。不过,当康王那一副一脸迟暮、形如枯槁的模样落在帝国中枢君臣眼中时,都难免生出恻隐之心,当然,这份恻隐根本上是源于刘晔的身份。
玩政治的往往心脏,但不意味着同情牌、感情牌不能打,这得看时间,分对象。康王刘晔,毕竟是世祖皇帝的儿子,是当今天子的皇叔,年纪既长,面对朝召令,不辞辛苦,万里迢迢,实在是不容易。
晚年这趟辛苦且漫长的旅途,又赶在一个不那么适宜时节出发,跨越冬、春、夏三季,其中仅季节的变化,就足够人受的了。就是正常的青壮年,都未必能扛下如此一段旅途,就更别提老迈且本就有疾的康王了,也就是拉长了赶路的时间,否则刘晔早就客死途中了。
因此,可想而知,刘晔最终是以怎样一副形象出现在帝国君臣面前,即便保持着基本的体面,但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暮气,总是让人戚戚然。
在广政殿中,政事堂里,当着皇帝、众宰、礼部、理藩院等诸多相关部司重臣的面,当刘晔解开衣袍,裸出上身,露出那密密麻麻、大小小的创伤印记与疤痕时,帝国君臣明显被震撼到了。
无法想象的不是创伤什么的,而是这些伤痕会如此密集地出现在刘晔身上,都知道安西三国常年战争,三王更是屡次亲自统军作战,但是作为国王与统帅,总不至于像一般的军汉那般,披坚执锐,厮杀于战场吧
但刘晔身上的伤,已经足够解释一切,战场之上,刀箭无眼,中亚战场上的大小战斗也不是一帆风顺的,多少次面临危机,多少次刘晔亲自率队冲杀方扭转战局,这些他自己都数不清楚。
他们这些人,是受到世祖皇帝遣派,是受世祖皇帝钦封,多少生死危局,多少流血牺牲,朝廷若是罔顾这些,不加辨别、不通情理地拿那些冷冰冰的宗藩条文来问他刘晔的罪,那么,莫说刘晔,整个康国,整个安西人心都会不服!
比起这些铁与血印记,尉迟珏的求告则显得更加无助与悲情了,康王当面,这年轻人连头都不敢抬一下,就仿佛他才是犯错的那个人一般。
而在于阗故土的事情上,尉迟珏注定只有一个悲情的结果,且不提皇帝与大臣们是什么想法,康王刘晔都还有大招,他提出了一事,世祖在位时,曾与他言:于阗虽曰臣属,其心不纯,他日,你自取之
世祖皇帝究竟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,谁也不知道,都无法从起居注中去寻找,因为不是世祖所有话都有记录,但这样的话从刘晔口中传出来,却有其可行性,至少不能完全否决有其事。
当世祖皇帝这座巍巍大山被刘晔搬出来的时候,一定程度上,广政殿的质询都成了笑话,先去证明其言是否真实吧。对这样的结果,即便涵养如皇帝刘文济,在离开之时,脸色都不禁有些难看。
康王刘晔,也再度让人感受到他这个人的“叛逆”,循规蹈矩不是他的风格,出其不意则往往把人陷入尴尬的境地。
而实事求是地说,他这样的做法,是很危险,也很犯忌讳的。与世祖皇帝有亲密关系的人可多了去了,在世的也有不少,若每个人都壮着胆子,高举“世祖口谕”来行事、谋利,那天下还不乱了,又置当今天子于何地?
因此,比起康国灭于阗之事本身,刘晔在广政殿上所奉“世祖遗命”,才是更为重大的政治事件。此风,更不可长!帝国中枢,君臣上下,对此都看得很清楚,尤其是皇帝刘文济,对此格外敏感。
不过,就在刘文济为“世祖口谕”而愤怒难抑,绞尽脑汁考虑压制办法,以消除恶劣影响时,并没有太久,他就发现,他又白费了心机。
康王在回京过程中很高调,但在进京之后,却低调得不像他本人,这一点,主要从他回京后的交际往来体现。准确地讲,几乎没有什么交际,朝廷大臣,公卿权贵,皇室宗亲,除了四哥赵王刘昉之外,他是一个没见,更没有拜访联络,让其代为说项,以彻底达成吞并于阗的目的。
便是过去与康王一脉有所联系的人脉资源,刘晔也没有巩固的意思,别人主动找上门,同样婉拒。除广政殿接受质询之外,刘晔只主动去拜访过刘昉。
刘晔这辈子,大概除了世祖皇帝,就没有能折服他的人,便是武德充沛的四哥刘昉,他打心里,也未必有表现出来的服气。
只不过,如今年纪大了,青壮年时的盛气,总是被岁月时光消磨掉了大部分。再面对赵王四哥时,大概也是刘晔这辈子第一次真正心平气和地同刘昉进行交谈,没有攀比较量,没有功利之心,只叙兄弟情谊、光辉往事。
在刘晔长达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,与刘昉还是有重大交集的,尤其是榆林平叛之时,那是刘晔初出茅庐,那时的刘昉已经是功成名就的帝国亲王、宗室统帅了。兄弟二人交谈的,当然也离不开战场、军事与兵法,对榆林平叛以及西征经历,是谈得最多的。
对刘晔来说,最值得高兴的,大概是第一次从四哥嘴中,听到盛赞他们在中亚地区开拓进取的成就与荣誉,包括对他个人的认可与赞赏。
不过谈及于阗之事时,刘昉并没有表态。等告别刘昉之时,刘晔显得有些怅惘,因为他发现,即便颐养天年了,这个年近七旬的四哥展现出的风度与器量,也不是他能够比拟的。
对于骄傲如刘晔者,认识到不如人很困难,而承认不如人,哪怕再洒脱,对他的精神都是一种打击,这意味着放弃了内心那股名为“不甘”的坚持。
在拜访完赵王之后,刘晔在京中旧邸又闭足两日,然后备好祭品,再度去拜祭世祖皇帝,只不过,这一回没有去太庙,而是出城北去邙山,在山脚下大哭一场而归。
又两日,刘晔于洛阳康王府与世长辞
而康王之薨,也让皇帝刘文济坐蜡,让朝廷陷入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。万里迢迢把人召来,要兴师问罪,结果罪没问到,牵扯出一个“世祖口谕”,人还就在京中没了。
这事,只能说办得太疵了!到了这个地步,再去计较“于阗事件”什么的,也毫无意义了。虽然不是刘文济的做事风格,但此事终究还是以一种虎头蛇尾的方式收场。
康居吞并于阗之事,得到朝廷的金册授命,那是怎么也不可能,但朝廷决定采取默认态度。至于于阗的流亡君臣,则在不久之后,便被理藩院派人,“护送”着前往安西去了。
安西国那边,在刘旻时期,便已经同意划出一块地盘,给于阗君臣栖身,让其复国。只不过,位置由安西那边决定。
安西方面还真就不小气,好地方,呼罗珊,从那里划出三城十镇的地盘。最大的问题在于,其治下以波斯人居多,隐藏着大量的msl,同时,还是直面伽色尼威胁的前沿地区。
在这里稍微扩展一下,尉迟珏到呼罗珊后,靠着此前的积累、朝廷的部分支持以及“于阗国王”的号召力,在一干追随者辅助下,还是初步将国家给建立起来了,并且组建了自己的军队(虽然规模不大)以及行政机构(虽然只是草台班子)。
不过紧接着,苦日子就来了,刘旻之死不只对安西国震动剧烈,在ysl世界同样掀起了波澜,来自东方的征服者死了,可谓大快人心。
尤其是伽色尼王朝,在刘旻手上吃足了苦头的马哈茂德,在得知其死讯之后,迅速将目光从印度转移到北方,收复呼罗珊失地则成为了他第一个目标。
于是,呼罗珊再度陷入厮杀与混乱,“于阗”这个小胳膊小腿的,在两大强国的厮斗之中,就像被殃及的池鱼,动乱不断,时刻面对伽色尼军的威胁以及msl教徒的袭击,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。
在呼罗珊,尉迟珏过了足足三年的“艰难生活”,惨兮兮,惶惶不可终日,最后,连王位也丢了,被掌握军权的王叔尉迟广林给篡了位。若非忠仆提前通知,怕是连命都丢了。
逃亡河中,求到安西王刘文泽,但彼时的刘文泽,才刚刚把几个挑战王权的兄弟给彻底打压下去,收权安内,紧跟着就要应对来自伽色尼的威胁,哪有心思顾及一个尉迟珏。
同时,尉迟广林也很有先见之明地遣使上告,表明追随河中王廷、抗击伽色尼的决心,并把嫡子送到河中为质。于是,尉迟珏请河中王廷做主的意图落了空,唯一庆幸的是,刘文泽还讲点体面,没有如尉迟广林所请那般,把尉迟珏送回“于阗”,而放他东去。
兜兜转转,最终,尉迟珏又回到了洛阳,最后还是靠着皇帝刘文济恤他可怜赏赐的俸禄,度过“寓公”余生,虽然平淡,但至少安稳
——————
说回到建隆二年夏,几乎捏着鼻子处置了“于阗事件”,皇帝刘文济还得顾虑“杀叔”的恶名再度落到自己头上,即便做了预防处置,但还是出现了类似的流言,范围并不广,然人心之猜测总是很难阻止的。
平心而论,康王刘晔之死,倒也将“世祖口谕”对刘文济造成的影响给消除了不少,人一死,比任何补救的手段、措施都要有效。
只不过,刘文济的名声,就不要想着完美无瑕了.当然,这也是有为之君必然要经历的。
同时,“于阗事件”也是刘文济继位以来,遭遇的一大政治挫折,不只没有达成自己想要的效果,反而在海内外封国之中造成了不小的恶劣影响,中枢与封国的离心趋势,明显加剧了。
但是,这又何尝不是刘文济想要实现的改革呢?只不过,他想要的,是离而不散,清楚来往,各自安好,而要实现这个目标,就需要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沟通机制,也由于康王薨于洛阳,刘文济又不得不再推后这一进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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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隆二年(1019年)夏五月,在经过近半年时间,跨越万里长途之后,康王刘晔终于抵达帝国西京。这一路漫长而辛苦,对年近六旬的刘晔而言,不管是意志还是身体,都是一种考验。
不过,刘晔的意志是经过岁月与世事千锤百炼而成就的,因此道阻且长,但他走得从容,行得放松,精神上也没有什么负担。
就像是沉下心来,完成人生中一场难得的旅途,一路上,他考察着安西军政,巡视自己的王国领地,同时也观察着大汉西北诸道的军政状况,遇到那些他年轻时曾履足、奋斗过的地方,也会停下脚步,追忆往昔,动情之时,甚至老泪纵横。
而从进入高昌道后,一直到关内,每到一大城,刘晔都拒绝当地官府的礼物迎奉,只要求他们把当地的中下层僚吏、行伍、士绅、商贾、百工召集在一起,听他为康国展开的“宣讲”。
过去,安西三国常有使者、官吏,到大汉内地来宣扬政策,传播名声,以招揽人才,但那些下面的牛马走,如何能与堂堂康王亲自开讲延请相比,明显更具权威性以及诱惑力。
即便很多人,都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去参加刘晔的宣讲会,但依旧有一部分人为刘晔描述的蓝图所吸引。安西三国,为了从帝国吸引人才人口,已经使用了不少手段,明里暗里,黑的白的,可是煞费苦心。
当然作为康国的王,又是在大庭广众之下,刘晔还是得走堂堂正正的路,他重点讲述是康国的“人才(口)安顿计划”。
作为一个驭民百万的王,刘晔也深谙如何打动人,开疆拓土、建功立业什么的对西北士民已经不大管用了,因此,刘晔所言所述,都是最实际的东西,重点就着眼于“利益”二字上。
刘晔详细地介绍了康居国所拥有的大片优良水土、草场与特产,城市、人口及贸易,以及王国制定的对汉地人口优越的安置政策。
当然,类似的政策宣讲,此前康国的使者、专吏已经做过,但从刘晔嘴里亲口说出来,效果就是不一样。同时,刘晔一点也不绕弯子,甚至不避讳谈及钱与权,甚至对一个汉人入康能够产生的经济效益,都被赤裸裸地明码标价了。
只要是汉人,去了康国,官府会发钱、土地、耕牛、农具,甚至会分配仆(奴)从(隶),前三年一切税收减免,这还是针对普通汉人劳动力的。
至于有学识、文化抑或有特殊技长的,待遇就更加从优,同时,在移民上有突出贡献的,比如能带百人前往康国的就能当营所制下的都头,五百人就能在官府谋个镇长的职位,上千人那就能成为营主,连同仆从人口在内掌管数千人的生计乃至生杀大权。
也不要怕康国没有足够的钱粮、牲畜、工具,在几十年的扩张掠夺中,康居国攫取了大量财货,刨除内部封赏以及正常行政、军事支出,依旧有足够的积累来满足人口安置计划的长期进行。
当然,财富与奴隶都是有上限的,先到先得,后来利短,这是必然的,因此,有志西进者,需要抓紧、从速,否则机会只能让其他人抢了去
刘晔的一番宣讲动员,对于帝国西北的上层权贵抑或底层黔首,诱惑力都不是那么的足,前者在国内已经是人上人,后者所求也不过一个安稳与温饱。
但是,对于处于中间阶层的,包括墨吏、退伍官兵、商贾、工匠等城市小民,还有那些不安分的流氓无产者、黑恶势力,却有极大的吸引力。
康国,是为他们这些人,提供了一个发财的机会,一个阶级跃升的平台。有些事情,在大汉帝国的体制下,要想实现需要千难万难的努力,但在康国这样的封国,实现的难度却呈指数级降低。何况,哪怕冲着康王人格魅力以及郑重保证,康国也是值得一去的地方。
只要是个人,就没有不想往上爬的,就没有不想着骑到别人头上做人上人的,说不想的,要么他已经实现了,要么就没有能力或者碰不到机会,一旦让他碰到了,再看看其嘴脸如何?
再退一万步,那些虚的都不提,就冲刘晔拿出的一项重磅诚意,就值得一众冒险者蜂拥而去。那就是,康国决定把和州地区的玉石产业拿出来共享,欢迎汉地商贾前去采掘、经营。
玉石,由于其特殊的意义与象征,千百年来,在中国都备受推崇,围绕着玉石,也诞生了一片庞大且覆盖面极其广泛的市场。
尤其在太平时节,上至王公贵族,下至贩夫走卒,不论什么阶级,只要薄有资产的,基本都会想办法搞一块玉,做成配饰。
而在大汉帝国,即便从开宝时代算起,整体上也太平了快六十年了,其中又伴随着人口的激增,生产力的提升,商品经济大爆发,社会财富大积累,自然也催发了玉石市场的大繁荣。
这个市场的广阔,几乎是无限的,关键就在于,玉石尤其是优质玉石的原材料资源的匮乏,而过去几十年,帝国最大的玉石产业链的源头在哪里?
毫无疑问,是于阗!乌玉河、白玉河,两条河流,虽然不产黄金,但在于阗权贵的眼中,就是两条流淌着财富的黄金水道,由二河出产的各类玉石,在大汉市场从来都是供不应求的。
但是,这一笔财富,几十年来却一直掌握在于阗国的权贵手中的,外人根本插手不得,通过玉石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,满足自己奢华生活的同时,还能养兵、养民。
于阗所拥有的玉石之利,显然也是其灭亡的原因之一,如今,轮到康国掌握“玉石大盘”了,并且明确表示,愿意将之分享出来,可想而知造成的影响有多大了
刘晔一路东来的种种言辞作为,在西北大地掀起的阵阵波澜,自然通过武德司的情报系统,完完整整上呈于皇帝刘文济御案上头。
得悉其事后,刘文济除了赞其处变不惊、从容有度之外,对其苦心孤诣,甚至不惜拉下脸面自卖自夸,以吸引招揽远人,发展康居国的做法,也颇感唏嘘。
其所言所行,似乎已经能够说明其为何冒着逾制乱法、遭遇帝国反噬的风险,去吞并同属藩国的于阗了。他是明明白白地告诉皇帝与朝廷,康国要发展,要立足西域,要维持和巩固汉人的统治。
作为帝王,刘文济甚至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刘晔,然而,他是大汉帝国的皇帝,汉族国度最高的统治者,他必须得站在中央朝廷的立场,站在汉帝国宗藩体系的格局上来考虑问题。
不过,对刘晔于沿途宣讲招揽人口、人才行为,刘文济却没有设阻,这也导致,刘晔入京一行,就为康居国吸引了超过三万的汉族移民,当然这个数据是没有经过官方准确统计的,但效果是很明显的。并且,“康国民”的转化率也不高,因为其中有半数的人都是为了去从事玉石相关生意。
同时,刘文济也按下了朝廷内部,因为刘晔姗姗来迟,而准备的欢(弹)迎(劾)仪(攻)式(讦),就事论事即可,更多的,细想着来,实在没有必要,徒惹人非议罢了。
时隔十数载,刘晔再次踏足大汉帝国京畿,上一次,还是太宗皇帝驾崩之际。需要指出一点,在康宗皇帝驾崩之时,亲自到帝京奔丧吊唁的封国王就已经不多了,安东王刘文渊这种过分积极的人不多。
拿安西三国来讲,当时只有北廷王刘文共亲赴洛阳,但更为主要的目的是看望其父赵王刘昉。至于刘旻、刘晔两兄弟,只是遣有身份、够资格的重臣为使,赶赴西京,代为致哀。
十多年的时间,有多少物是人非,又引发了刘晔多少的唏嘘感慨,就不赘言了。不过,当康王那一副一脸迟暮、形如枯槁的模样落在帝国中枢君臣眼中时,都难免生出恻隐之心,当然,这份恻隐根本上是源于刘晔的身份。
玩政治的往往心脏,但不意味着同情牌、感情牌不能打,这得看时间,分对象。康王刘晔,毕竟是世祖皇帝的儿子,是当今天子的皇叔,年纪既长,面对朝召令,不辞辛苦,万里迢迢,实在是不容易。
晚年这趟辛苦且漫长的旅途,又赶在一个不那么适宜时节出发,跨越冬、春、夏三季,其中仅季节的变化,就足够人受的了。就是正常的青壮年,都未必能扛下如此一段旅途,就更别提老迈且本就有疾的康王了,也就是拉长了赶路的时间,否则刘晔早就客死途中了。
因此,可想而知,刘晔最终是以怎样一副形象出现在帝国君臣面前,即便保持着基本的体面,但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暮气,总是让人戚戚然。
在广政殿中,政事堂里,当着皇帝、众宰、礼部、理藩院等诸多相关部司重臣的面,当刘晔解开衣袍,裸出上身,露出那密密麻麻、大小小的创伤印记与疤痕时,帝国君臣明显被震撼到了。
无法想象的不是创伤什么的,而是这些伤痕会如此密集地出现在刘晔身上,都知道安西三国常年战争,三王更是屡次亲自统军作战,但是作为国王与统帅,总不至于像一般的军汉那般,披坚执锐,厮杀于战场吧
但刘晔身上的伤,已经足够解释一切,战场之上,刀箭无眼,中亚战场上的大小战斗也不是一帆风顺的,多少次面临危机,多少次刘晔亲自率队冲杀方扭转战局,这些他自己都数不清楚。
他们这些人,是受到世祖皇帝遣派,是受世祖皇帝钦封,多少生死危局,多少流血牺牲,朝廷若是罔顾这些,不加辨别、不通情理地拿那些冷冰冰的宗藩条文来问他刘晔的罪,那么,莫说刘晔,整个康国,整个安西人心都会不服!
比起这些铁与血印记,尉迟珏的求告则显得更加无助与悲情了,康王当面,这年轻人连头都不敢抬一下,就仿佛他才是犯错的那个人一般。
而在于阗故土的事情上,尉迟珏注定只有一个悲情的结果,且不提皇帝与大臣们是什么想法,康王刘晔都还有大招,他提出了一事,世祖在位时,曾与他言:于阗虽曰臣属,其心不纯,他日,你自取之
世祖皇帝究竟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,谁也不知道,都无法从起居注中去寻找,因为不是世祖所有话都有记录,但这样的话从刘晔口中传出来,却有其可行性,至少不能完全否决有其事。
当世祖皇帝这座巍巍大山被刘晔搬出来的时候,一定程度上,广政殿的质询都成了笑话,先去证明其言是否真实吧。对这样的结果,即便涵养如皇帝刘文济,在离开之时,脸色都不禁有些难看。
康王刘晔,也再度让人感受到他这个人的“叛逆”,循规蹈矩不是他的风格,出其不意则往往把人陷入尴尬的境地。
而实事求是地说,他这样的做法,是很危险,也很犯忌讳的。与世祖皇帝有亲密关系的人可多了去了,在世的也有不少,若每个人都壮着胆子,高举“世祖口谕”来行事、谋利,那天下还不乱了,又置当今天子于何地?
因此,比起康国灭于阗之事本身,刘晔在广政殿上所奉“世祖遗命”,才是更为重大的政治事件。此风,更不可长!帝国中枢,君臣上下,对此都看得很清楚,尤其是皇帝刘文济,对此格外敏感。
不过,就在刘文济为“世祖口谕”而愤怒难抑,绞尽脑汁考虑压制办法,以消除恶劣影响时,并没有太久,他就发现,他又白费了心机。
康王在回京过程中很高调,但在进京之后,却低调得不像他本人,这一点,主要从他回京后的交际往来体现。准确地讲,几乎没有什么交际,朝廷大臣,公卿权贵,皇室宗亲,除了四哥赵王刘昉之外,他是一个没见,更没有拜访联络,让其代为说项,以彻底达成吞并于阗的目的。
便是过去与康王一脉有所联系的人脉资源,刘晔也没有巩固的意思,别人主动找上门,同样婉拒。除广政殿接受质询之外,刘晔只主动去拜访过刘昉。
刘晔这辈子,大概除了世祖皇帝,就没有能折服他的人,便是武德充沛的四哥刘昉,他打心里,也未必有表现出来的服气。
只不过,如今年纪大了,青壮年时的盛气,总是被岁月时光消磨掉了大部分。再面对赵王四哥时,大概也是刘晔这辈子第一次真正心平气和地同刘昉进行交谈,没有攀比较量,没有功利之心,只叙兄弟情谊、光辉往事。
在刘晔长达三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,与刘昉还是有重大交集的,尤其是榆林平叛之时,那是刘晔初出茅庐,那时的刘昉已经是功成名就的帝国亲王、宗室统帅了。兄弟二人交谈的,当然也离不开战场、军事与兵法,对榆林平叛以及西征经历,是谈得最多的。
对刘晔来说,最值得高兴的,大概是第一次从四哥嘴中,听到盛赞他们在中亚地区开拓进取的成就与荣誉,包括对他个人的认可与赞赏。
不过谈及于阗之事时,刘昉并没有表态。等告别刘昉之时,刘晔显得有些怅惘,因为他发现,即便颐养天年了,这个年近七旬的四哥展现出的风度与器量,也不是他能够比拟的。
对于骄傲如刘晔者,认识到不如人很困难,而承认不如人,哪怕再洒脱,对他的精神都是一种打击,这意味着放弃了内心那股名为“不甘”的坚持。
在拜访完赵王之后,刘晔在京中旧邸又闭足两日,然后备好祭品,再度去拜祭世祖皇帝,只不过,这一回没有去太庙,而是出城北去邙山,在山脚下大哭一场而归。
又两日,刘晔于洛阳康王府与世长辞
而康王之薨,也让皇帝刘文济坐蜡,让朝廷陷入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。万里迢迢把人召来,要兴师问罪,结果罪没问到,牵扯出一个“世祖口谕”,人还就在京中没了。
这事,只能说办得太疵了!到了这个地步,再去计较“于阗事件”什么的,也毫无意义了。虽然不是刘文济的做事风格,但此事终究还是以一种虎头蛇尾的方式收场。
康居吞并于阗之事,得到朝廷的金册授命,那是怎么也不可能,但朝廷决定采取默认态度。至于于阗的流亡君臣,则在不久之后,便被理藩院派人,“护送”着前往安西去了。
安西国那边,在刘旻时期,便已经同意划出一块地盘,给于阗君臣栖身,让其复国。只不过,位置由安西那边决定。
安西方面还真就不小气,好地方,呼罗珊,从那里划出三城十镇的地盘。最大的问题在于,其治下以波斯人居多,隐藏着大量的msl,同时,还是直面伽色尼威胁的前沿地区。
在这里稍微扩展一下,尉迟珏到呼罗珊后,靠着此前的积累、朝廷的部分支持以及“于阗国王”的号召力,在一干追随者辅助下,还是初步将国家给建立起来了,并且组建了自己的军队(虽然规模不大)以及行政机构(虽然只是草台班子)。
不过紧接着,苦日子就来了,刘旻之死不只对安西国震动剧烈,在ysl世界同样掀起了波澜,来自东方的征服者死了,可谓大快人心。
尤其是伽色尼王朝,在刘旻手上吃足了苦头的马哈茂德,在得知其死讯之后,迅速将目光从印度转移到北方,收复呼罗珊失地则成为了他第一个目标。
于是,呼罗珊再度陷入厮杀与混乱,“于阗”这个小胳膊小腿的,在两大强国的厮斗之中,就像被殃及的池鱼,动乱不断,时刻面对伽色尼军的威胁以及msl教徒的袭击,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。
在呼罗珊,尉迟珏过了足足三年的“艰难生活”,惨兮兮,惶惶不可终日,最后,连王位也丢了,被掌握军权的王叔尉迟广林给篡了位。若非忠仆提前通知,怕是连命都丢了。
逃亡河中,求到安西王刘文泽,但彼时的刘文泽,才刚刚把几个挑战王权的兄弟给彻底打压下去,收权安内,紧跟着就要应对来自伽色尼的威胁,哪有心思顾及一个尉迟珏。
同时,尉迟广林也很有先见之明地遣使上告,表明追随河中王廷、抗击伽色尼的决心,并把嫡子送到河中为质。于是,尉迟珏请河中王廷做主的意图落了空,唯一庆幸的是,刘文泽还讲点体面,没有如尉迟广林所请那般,把尉迟珏送回“于阗”,而放他东去。
兜兜转转,最终,尉迟珏又回到了洛阳,最后还是靠着皇帝刘文济恤他可怜赏赐的俸禄,度过“寓公”余生,虽然平淡,但至少安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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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回到建隆二年夏,几乎捏着鼻子处置了“于阗事件”,皇帝刘文济还得顾虑“杀叔”的恶名再度落到自己头上,即便做了预防处置,但还是出现了类似的流言,范围并不广,然人心之猜测总是很难阻止的。
平心而论,康王刘晔之死,倒也将“世祖口谕”对刘文济造成的影响给消除了不少,人一死,比任何补救的手段、措施都要有效。
只不过,刘文济的名声,就不要想着完美无瑕了.当然,这也是有为之君必然要经历的。
同时,“于阗事件”也是刘文济继位以来,遭遇的一大政治挫折,不只没有达成自己想要的效果,反而在海内外封国之中造成了不小的恶劣影响,中枢与封国的离心趋势,明显加剧了。
但是,这又何尝不是刘文济想要实现的改革呢?只不过,他想要的,是离而不散,清楚来往,各自安好,而要实现这个目标,就需要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沟通机制,也由于康王薨于洛阳,刘文济又不得不再推后这一进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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