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94章 太宗篇41 “议政楼”,整顿的风吹
已是初秋,西京的士民百姓们又将迎来一段欣喜宜人的日子。延康大街依旧是车水马龙,人声鼎沸,太和楼也依旧屹立在最显眼的街市上,遥望皇城。
楼内的格调依旧很足,宾客不是达官显贵,便是高门贵子,抑或是知名学子,它的门槛依旧是这么高,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能够跨越。
比起街市上的喧嚣,楼里实在要雅静许多,悠扬的琴声悦耳动听,让在座宾客都不禁陶醉其中,而琴台上,正沉浸其中,拨弦抚琴者,乃是一名长相俊朗却头发花白、胡茬唏嘘的中年人。
当然,他还有一个更让人在意的身份,太和楼的主人,吴国公刘晖。
刘晖是实实在在地被宗正寺圈禁了一整年,即便生活待遇没有怠慢,但精神与心气上的打击却是巨大,仅仅看起形象、行为的变化就可知了,那股子沉沦的气质总能给人带来一种戚戚之感,在宗正寺的时候,刘晖又给自己取了个雅号:戚然居士。
期满释放之后,回到公府,刘晖将公府所有事务的处置权力都移交给长子刘文渝,若不是礼制所限,他甚至想把吴国公爵也提前传了。
而刘晖自己,则不再关心那些“俗务”,而是纵情声色犬马,专注于饮酒抚琴,诗词创作。曾经喧闹一时的流光园,早已落寞,于是刘晖转移阵地,到公府名下的太和楼来。
多年的发展下来,太和楼已然成为京中名流显贵汇聚之所,当然类似的场所京中还有许多,而其最特殊的一点在于,他还是供京中官僚、士子尽情论(键)道(政)之所,尺度之自由,甚至比朝堂上还高,毕竟太和楼的氛围没有那么严肃,也不用太多的顾虑。
而这一份特性,对于许多不在其位的边缘人物来说,是极具诱惑力。因为随着名声的传扬,前来太和楼观摩旁听的,还有许多真正的显贵,这是怀才不遇者,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。
此时在大堂间,就有三人争辩,史馆修撰刘筠、翰林院校书郎杨亿以及弘文馆校理朱祺,三人都是明经进士出身。
在大汉,实务官自然是年纪越大越好,相比之下,研究经文学问者,却是突出一个“出名要趁早”。这三人,如今都还不满三十,却已胜过成千上万的“庸碌”之辈,可谓年轻士林中的翘楚。
尤其是杨亿,又是一个神童,七岁属文,十一岁时便在京中著《喜朝京阙》一首,流为传奇,并且杨亿还是最近十年,唯一一个未经科考,直接靠翰林院面试被赐进士出身的人,可谓破格提拔,这样的人,可见其在文才上的禀赋与成就。
刘筠则不似杨亿那般惊艳众人,明经科中第之后,也表现得不闻不火,还是在做编修期间,为李昉发掘,带入《文苑英华》的编纂团队,由此才情渐展,尤以诗词闻名。
至于朱祺,简单地讲,这是湘江学派中的后起之秀。当年世祖南巡时,曾与湘学领袖廖明永相谈,对他们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十分欣赏,于是让他推荐一些出众的士子北上,于是开启了湘学向大汉上层传播突破的道路。
任何学派、理论的传播与发展,都离不开政治大厦的支撑,湘学也是一般,而走出湖南的舒适圈后,在京畿的发展并不算顺利。
虽有世祖遗命可做背书,但世祖终究已经远去多年了,而雍熙皇帝刘旸虽然对他们事君与务实的态度比较欣赏,但也不是全盘接受,而更重要的,在京畿的政治、学术派系里,湘学是极受排斥的。
但即便如此,湘学还是在数年下来有了一定的传播,在京畿也站稳了脚跟,并且由湖南官商们集资修建了一座湘江会馆,用以传播讲授湘学理念。
究其根本,还是很多文人士子发现了,湘江学派搞的那一套,即便过于逢迎谄媚皇帝与权贵,但却容易受到上面认可,对做官上是有理论帮助的。而当官,这可是几乎所有大汉读书人的信仰。
进入雍熙年来,湖南那边又组织一片士人北上,这朱祺就是第二批,并且在雍熙四年春闱之中,高中明经科第一名,也是个十分有才的人,尤其是口才,能言善辩。
而此时三名青年文坛俊秀辩论的,还是朝中老生常谈的“农官”问题,从世祖时期起,不论朝野,对于朝廷科举设立农科、农业委派农官等等举措,舆论上一直都在攻击。
显然,在很大一部分士人心中,朝廷这是在倒行逆施,此举有辱斯文,这是在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列,让腹有锦绣、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去操持研究农桑管理,实为焚琴曲煮鹤
在一些士林朴素的认知中,他们当然也认可重视农桑,但是这份重视,实在只是停留在口头上,不能付诸于实际,更别提躬身下地,沉心研究了。或许,不欺压农民,保证不误农时,按期照章收上赋税,就已经足够了。
但在大汉当前的政治趋向中,却是越发要求官员对农业生产、农业技术的学问了,从皇帝以下并诸多掌握实权的权贵们,也越发不依靠“诗书经典”治国理政了,这对于传统的儒学士们而言,是极其严重的一个问题,也一度引起了恐慌。
当然,有抱残守缺者,也有应时顺势求变者,比如湘江学派,又比如杨亿出身的闽浙流派。
就在今年夏,经皇帝刘旸提议,尚书令吕端、财政使张齐贤主持,决议同意成立农部,以总管天下农牧渔林诸事,从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农业口的权威,强化“以农为本”的治国理念。
当然,一个新部司的成立,也伴随着朝局的变动,以及权力的划分。关于农部的组织架构,具体细节仍旧商讨落实阶段,但可以明确的是,职权基本是从工部、户部中剥离出来,并且同户部一样暂时归属于财政司下。
可以想见,财政司的权势将进一步扩大,将成为大汉中枢实权第一的部司,不管这样的局面会维持多久,至少在这个阶段,兼任财政使的宰相张齐贤,在政事堂的话语权也将进一步提升,也意味着皇帝的权势在持续增涨。
而有心人则更加关注,一个新部门,还是一个实权大部成立,带来的职位与权力机会。
而杨亿、刘筠、朱祺三人辩论的,恰恰是农部成立背后,有关增加农科取士名额、以及增加对官员农业事务、知识考核事项的问题。
朱祺作为湘学出身,不说彻头彻尾地添朝廷政策,但总是从各方面为之解读,政治立场格外坚定。
而杨亿、刘筠二人,当然也不敢否定朝廷大政,至少在政治正确的农事态度上,还是很坚定的,他们的异议集中在农科与农官事务上。
杨、刘二人的观点很明确,朝廷重农、鼓励生产自是应该,但过于拔高农官的权力、地位,只怕会引起士林不满,也不利于朝廷的稳定与和谐,更无法倡圣人之言、行圣人之道,“泥腿子”焉能治理好国家
说到底,他们虽然愿意给农学、农民以政治地位,但却不愿意分享政治权力。
而对于杨、刘所持论点,朱祺可是看得透透,因为他本身也有类似的顾虑。但是,甭管心里怎么想,嘴上却是坚定的“实务派”,针对他们的说法,一一予以驳斥。
比如“春秋有百家争鸣,农家之言当不得圣人之言?”;
又比如“今圣人之言与古圣贤之言,孰重?;
还有,朝廷的初衷,是鼓励读书人去修农学,劝农业,护民生,而非反之,本末焉能倒置;
农事不兴,国家不固,小农至少能察天时,治田亩,而不辨五谷,只知摆弄经文、抱残守缺者,又如何能处理好政务,执行好朝廷“农业兴国”之政?
当朱祺火力全开,尤其开始搞起“人身攻击”之后,杨、刘二人当然也不甘示弱,逐一驳斥,引经据典,能言善辩,同样是他们所长,火气被勾起来之后,气氛也就热烈了。
不只围观的客人们兴致盎然,聚精会神,就连在琴台上抚琴的刘晖手上动作都快了,悠扬的曲调便急促,就仿佛在给辩论双方鼓动助威一般。
在二楼的雅阁中,还有一名特殊的看客,当朝圣人刘旸。太和楼之名,他也早有闻之,此前皇城使王约曾汇报请示,是否要警告一番,毕竟地处市井,如此纵容议政,怕有不好的影响。
然而,刘旸没有丝毫犹豫便拒绝了,理由也很简单,他行王道,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治国之道,无不可与臣民言者,他唯虑朝廷的政策方针传得不够远、不够全,何惧议论。
何况,有这么个场所也好,正好听听异见,触类旁通,兼听则明,若有英才雄见,也方便取用
刘旸一番见解,尽显开明之主的大度,当然,这也是建立在他足够自信且能控制局面的前提下,否则哪里能那般放任。
而听皇帝直言,王约恭维之余,又提出,吴国公身为宗亲,作为太和楼的主人,是否不妥?
刘旸当然听得懂王约暗含的意思,但刘旸一不相信刘晖有什么谋逆作乱的野心与实力,二则认为,正因刘晖的身份在那里,方才提供了那么个自由论道的空间。当然了,若是换作赵王刘昉、鲁王刘暧乃至燕王刘昭,刘旸都不会看得如此之开,毕竟不一样
正因如此,才放任至今,甚至今日,连刘旸都难耐好奇,亲自出宫来视察一番,而见识下来,感觉很满意,果是名不虚传。
当然,刘旸并不在意场中三人的争论,这些于他而言并没有太多意义,他们所说的东西,朝堂之上吵得更凶。
相比之下,刘旸更关注辩论的三人本身,不管是杨亿、刘筠还是朱祺,都是雍熙时代下的青年俊秀,也正是因为不断有这样的年轻才学之士涌现出来,大汉的文道方才昌盛。
目光落在以一敌二不落下风的朱祺身上,刘旸嘴角浮现出少许的笑意,感慨道:“朱祺犀利,杨亿耿直,刘筠明达,都是人才啊.听到他们争论,朕都觉得年轻了几分,倍感振奋!”
侍从在旁,听到皇帝的感慨,王旦说道:“大汉群英荟萃,人才辈出,此兴旺之兆,也是陛下励精图治之功!”
“朕可不敢矜功伐能!”闻言,刘旸摇着头,平静地说道:“至今,朕才勉强敢说国家之治理,渐入正轨,然而善始者常有,克终者盖寡,远没到松懈之时啊”
见刘旸这么说,王旦心中涌出一抹感动,抬眼注意到刘旸鬓间的几缕白发,眼眶都有些微微发热,作为内阁近臣,他太清楚皇帝继位以来的辛苦了。
“辩论双方,每人赐钱10贯!”刘旸冲内侍郑元吩咐了句,然后一摆手,道:“好了,该离开了,否则怕是要被人认出来了!”
此时的太和楼中,朝官可是不少,且愿意现身的,多为政治积极分子,目光嗅觉可敏锐着。
“是!”随从们应道。
怀着一个不错的心情,刘旸低调地来,低调地去。不过在离开之前,又忍不住打量了一眼正在表演单手抚琴、纵享醇酒的刘晖,他显然很陶醉。
对此,刘旸也不禁稍稍叹了口气。想当年,刘晖是多么受到世祖的宠爱,视为天家文曲星,而刘晖又是多么意气风发,天资惊人,文才卓越。
不得不说,刘晖母子三人都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。刘晖之母周淑妃早年失宠,郁郁而亡;妹妹刘萱,也是个执拗的性子,为了一个不肖的驸马,寻了短见。
如今,自己也落到这样一副“行尸走肉”的模样,刘旸念之,内心也颇为感伤。
不过,即便如此,对于刘晖,刘旸也没有任何表示,至少在他生前,是不会有更多政治上的待遇了。
————
广政殿,皇帝刘旸驾临,不过正在忙碌的中枢臣僚里,都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,只是偷偷张望了一眼。皇帝早有规定,他巡视诸部是政务,不需迎接,怠慢公务。
当然,礼节性的接待还是必要的,不过这项工作乃是政事堂大佬们的专利。此时在殿中当值的,乃是吕端、赵匡义以及张齐贤。
政事堂的当值制度呢,比较“合理”,平日里一般维持三名宰臣的样子,其余人或在各自部司料理事务,或者就代天巡狩,巡察各地。
另外,就如赵匡义与吏部天官慕容德丰之间,朝野尽知二人不和,因此吕端在排班的时候,都是尽量将二人分开,避免撞车。就如此时,慕容德丰便奉诏前往河东、河北、燕山二道以及辽东道进行吏治方面的巡抚指导工作。
“众卿且入坐!”在这些权柄通天的宰相面前,刘旸表现得是越发自如了,从容之间带着一股强势,率先落座,腿一翘,便道:“知众卿理政辛苦,朕特来广政殿坐坐。”
“多谢陛下关怀!”吕端带头,向刘旸表示道。
嘴角露出点笑容,刘旸似随意地问道:“可有什么要紧之事?”
“正欲禀报陛下!”吕端表情一肃,道:“成都上奏,驻吐蕃大臣尹继伦病逝于逻些”
闻言,刘旸脸上那浅浅的笑意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,沉吟少许,颇为悲痛地道:“雪域高原,究竟吞噬了我大汉多少忠良啊!”
皇帝言落,吕端等人也都垂下头,似是在表示默哀之情。沉默少许,吕端也有些动情道:“前前后后,连带平叛、袭击、疾病在内,已有四千多名将士、职吏长眠高原,其中近半数,都是因为水土不服、疾疫不治而亡!”
“伤亡如此之大!”刘旸眉头几乎拧死。
吕端感慨道:“吐蕃之地理气候,不同寻常,对于大部分驻扎将吏而言,实在难于适应!”
“中枢有何解决办法?”刘旸当即问道。
吕端答:“臣等已就此事进行商讨,认为对高原驻军轮换,或可频繁一些,以两至三年为期,另外,对于驻军兵源之选择,当增加川边、陇西、河西籍将士,他们相对更容易适应气候。
同时,竭力保证驻吐蕃将士辎需供给,提高饷钱待遇,以慰军心!”
听其言,刘旸颔首,表示认可,略作思吟,又道:“传诏,追赠尹继伦镇西伯,以酬其殊功,另赐家人钱十万,锦缎各五十匹,其子孙,吏部酌情量能升迁荫职!”
“是!”
“关于继任人选,也先议一议吧!”刘旸又吩咐道,语气不免沉重:“也不知是否还有人,愿意前往逻些坐镇
这个问题,如果放在川蜀官场、军坛,那是毋庸置疑的,高原上再苦寒,那也是方面之任,手握驻军,那些吐蕃部族从来都是予取予求。看看尹继伦吧,在不少吐蕃部族中,都暗地呼之为“尹王”,可见其威风。
权威是一方面,还有肉眼可见的利益,茶马贸易始终红红火火,来自高原上的牛马、皮毛、虫草,可都是具备高价值的商品,而驻吐蕃大臣,在这条利益链上显然是有一份固定份额的
但同样的,这个职位也不是谁都能做,谁都有资格做的。至少在中枢,当朝商议人选时,就有很多将领、官僚表示排斥,不远去。
不是他们见识少,而实在是,那个地方是个“不详之地”,不到十年的时间,死了两任大臣,就连天潢贵胄的晋王刘晞这等福运之人都没抗住,那其他人呢,岂不是去送命?高原上因病死掉的那些驻军将士,可是实实在在的
于是,剑南那边可望而不可得,中枢这边可即而不远去,这样的情况,让刘旸十分恼怒。当然,最后人选还是出来了,成都兵马指挥使康继英,因为在平定蜀乱之中表现出色,得到提拔。作为将门之子,又是三代忠良,资格能力、都具备。
结果虽然出来了,但对过程皇帝却十分不满,毕竟能被提议驻吐蕃大臣的都是有一定资历、战功的老臣、老将,但他们似乎都有些丧失了志气。
于是,借着此事,刘旸又开启了对于军队,尤其是禁军与高级将领的整顿。
当然,刘旸的整顿相对温和,该有的体面还是给足的。只不过,从个地方,尤其是边地选拔了一批表现出色后起之秀,充实禁军,增加新鲜血液,加快军队更新换代的速度罢了。
如果要说整顿力度的话,大抵在海陆之争上了,这些年,海军毫无疑问是越来越起势,也越来越富裕,地位也在不断提升,这自然引起了大量大陆军的将帅们反对、猜疑乃至打压。
内陆不必多说,但在沿海地区,只要有海军驻扎的地区、港口,那是纷扰不断。怎么说呢,陆军有些眼红海军在海外牟取的那些利益,但海军哪里肯干,那是他们拼死拼活挣下的。
一旦牵扯到利益之争,那必然产生诸多龃龉,但是利益之争,最后的调合也必然着眼于利益本身。而在刘旸的主持下,自然而然从海军身上狠狠地咬了一口,海军在海外赚取的财富,必须上缴一部分,这部分,最终的去向也不是财政司,而是作为枢密院的“专款”,用在陆军方面。
大汉,说到底还是陆军说了算。但同样,陆军的那些军头将帅们,也被狠狠地责难了一番,尤其在军风、军纪的建设上,很多连训练都懈怠耽搁了将领,甚至被拿来问罪。
在这场纷争抑或说变革中,海军虽然损失了一定的经济利益,但在政治地位上,却有了明显抬头的趋势,要知道,曾几何时,哪有海陆之争,有的只是陆军大哥对海军小弟的颐指气使,如今却已经上升到需要皇帝、枢密院来仲裁、调合的地步。
这样的进步,可是突破性的。另一方面,陆军也开始主动提出,要加强在海外的驻(捞)军(钱)了。
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,各地骚乱不断,又发生过蜀乱,但大汉军队还是难免患上了和平军队的一些通病,而具体表现,重点就在军队上层,而上层若懈怠了,基层的官兵就难免受影响。
刘旸治国虽然重点在苦修内功上,但对于军队建设,也不敢放松,毕竟在世祖的熏陶之下,深彻地明白军队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,而大汉摊子又那么大,永远需要军队巩固与维护,什么都能乱,军队不能乱,这是个基本底线。
当一个个新鲜的面孔出现在大汉军队的上层,曾经追随世祖的那些将帅们陆陆续续地凋零,消失在大汉军队之中,即便还活着,还保留着一定的影响力,但也正在这种变化之中,雍熙皇帝印记打上了,也开始进一步覆盖乃至清楚世祖那依旧残留的影响力。
当然,这一点是永远清除不了的,只是多与少的问题,因为总有人会打着世祖的旗号进行政治活动,而这个旗号也将永远不倒,除非后世之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做数典忘祖之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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楼内的格调依旧很足,宾客不是达官显贵,便是高门贵子,抑或是知名学子,它的门槛依旧是这么高,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能够跨越。
比起街市上的喧嚣,楼里实在要雅静许多,悠扬的琴声悦耳动听,让在座宾客都不禁陶醉其中,而琴台上,正沉浸其中,拨弦抚琴者,乃是一名长相俊朗却头发花白、胡茬唏嘘的中年人。
当然,他还有一个更让人在意的身份,太和楼的主人,吴国公刘晖。
刘晖是实实在在地被宗正寺圈禁了一整年,即便生活待遇没有怠慢,但精神与心气上的打击却是巨大,仅仅看起形象、行为的变化就可知了,那股子沉沦的气质总能给人带来一种戚戚之感,在宗正寺的时候,刘晖又给自己取了个雅号:戚然居士。
期满释放之后,回到公府,刘晖将公府所有事务的处置权力都移交给长子刘文渝,若不是礼制所限,他甚至想把吴国公爵也提前传了。
而刘晖自己,则不再关心那些“俗务”,而是纵情声色犬马,专注于饮酒抚琴,诗词创作。曾经喧闹一时的流光园,早已落寞,于是刘晖转移阵地,到公府名下的太和楼来。
多年的发展下来,太和楼已然成为京中名流显贵汇聚之所,当然类似的场所京中还有许多,而其最特殊的一点在于,他还是供京中官僚、士子尽情论(键)道(政)之所,尺度之自由,甚至比朝堂上还高,毕竟太和楼的氛围没有那么严肃,也不用太多的顾虑。
而这一份特性,对于许多不在其位的边缘人物来说,是极具诱惑力。因为随着名声的传扬,前来太和楼观摩旁听的,还有许多真正的显贵,这是怀才不遇者,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。
此时在大堂间,就有三人争辩,史馆修撰刘筠、翰林院校书郎杨亿以及弘文馆校理朱祺,三人都是明经进士出身。
在大汉,实务官自然是年纪越大越好,相比之下,研究经文学问者,却是突出一个“出名要趁早”。这三人,如今都还不满三十,却已胜过成千上万的“庸碌”之辈,可谓年轻士林中的翘楚。
尤其是杨亿,又是一个神童,七岁属文,十一岁时便在京中著《喜朝京阙》一首,流为传奇,并且杨亿还是最近十年,唯一一个未经科考,直接靠翰林院面试被赐进士出身的人,可谓破格提拔,这样的人,可见其在文才上的禀赋与成就。
刘筠则不似杨亿那般惊艳众人,明经科中第之后,也表现得不闻不火,还是在做编修期间,为李昉发掘,带入《文苑英华》的编纂团队,由此才情渐展,尤以诗词闻名。
至于朱祺,简单地讲,这是湘江学派中的后起之秀。当年世祖南巡时,曾与湘学领袖廖明永相谈,对他们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十分欣赏,于是让他推荐一些出众的士子北上,于是开启了湘学向大汉上层传播突破的道路。
任何学派、理论的传播与发展,都离不开政治大厦的支撑,湘学也是一般,而走出湖南的舒适圈后,在京畿的发展并不算顺利。
虽有世祖遗命可做背书,但世祖终究已经远去多年了,而雍熙皇帝刘旸虽然对他们事君与务实的态度比较欣赏,但也不是全盘接受,而更重要的,在京畿的政治、学术派系里,湘学是极受排斥的。
但即便如此,湘学还是在数年下来有了一定的传播,在京畿也站稳了脚跟,并且由湖南官商们集资修建了一座湘江会馆,用以传播讲授湘学理念。
究其根本,还是很多文人士子发现了,湘江学派搞的那一套,即便过于逢迎谄媚皇帝与权贵,但却容易受到上面认可,对做官上是有理论帮助的。而当官,这可是几乎所有大汉读书人的信仰。
进入雍熙年来,湖南那边又组织一片士人北上,这朱祺就是第二批,并且在雍熙四年春闱之中,高中明经科第一名,也是个十分有才的人,尤其是口才,能言善辩。
而此时三名青年文坛俊秀辩论的,还是朝中老生常谈的“农官”问题,从世祖时期起,不论朝野,对于朝廷科举设立农科、农业委派农官等等举措,舆论上一直都在攻击。
显然,在很大一部分士人心中,朝廷这是在倒行逆施,此举有辱斯文,这是在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列,让腹有锦绣、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去操持研究农桑管理,实为焚琴曲煮鹤
在一些士林朴素的认知中,他们当然也认可重视农桑,但是这份重视,实在只是停留在口头上,不能付诸于实际,更别提躬身下地,沉心研究了。或许,不欺压农民,保证不误农时,按期照章收上赋税,就已经足够了。
但在大汉当前的政治趋向中,却是越发要求官员对农业生产、农业技术的学问了,从皇帝以下并诸多掌握实权的权贵们,也越发不依靠“诗书经典”治国理政了,这对于传统的儒学士们而言,是极其严重的一个问题,也一度引起了恐慌。
当然,有抱残守缺者,也有应时顺势求变者,比如湘江学派,又比如杨亿出身的闽浙流派。
就在今年夏,经皇帝刘旸提议,尚书令吕端、财政使张齐贤主持,决议同意成立农部,以总管天下农牧渔林诸事,从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农业口的权威,强化“以农为本”的治国理念。
当然,一个新部司的成立,也伴随着朝局的变动,以及权力的划分。关于农部的组织架构,具体细节仍旧商讨落实阶段,但可以明确的是,职权基本是从工部、户部中剥离出来,并且同户部一样暂时归属于财政司下。
可以想见,财政司的权势将进一步扩大,将成为大汉中枢实权第一的部司,不管这样的局面会维持多久,至少在这个阶段,兼任财政使的宰相张齐贤,在政事堂的话语权也将进一步提升,也意味着皇帝的权势在持续增涨。
而有心人则更加关注,一个新部门,还是一个实权大部成立,带来的职位与权力机会。
而杨亿、刘筠、朱祺三人辩论的,恰恰是农部成立背后,有关增加农科取士名额、以及增加对官员农业事务、知识考核事项的问题。
朱祺作为湘学出身,不说彻头彻尾地添朝廷政策,但总是从各方面为之解读,政治立场格外坚定。
而杨亿、刘筠二人,当然也不敢否定朝廷大政,至少在政治正确的农事态度上,还是很坚定的,他们的异议集中在农科与农官事务上。
杨、刘二人的观点很明确,朝廷重农、鼓励生产自是应该,但过于拔高农官的权力、地位,只怕会引起士林不满,也不利于朝廷的稳定与和谐,更无法倡圣人之言、行圣人之道,“泥腿子”焉能治理好国家
说到底,他们虽然愿意给农学、农民以政治地位,但却不愿意分享政治权力。
而对于杨、刘所持论点,朱祺可是看得透透,因为他本身也有类似的顾虑。但是,甭管心里怎么想,嘴上却是坚定的“实务派”,针对他们的说法,一一予以驳斥。
比如“春秋有百家争鸣,农家之言当不得圣人之言?”;
又比如“今圣人之言与古圣贤之言,孰重?;
还有,朝廷的初衷,是鼓励读书人去修农学,劝农业,护民生,而非反之,本末焉能倒置;
农事不兴,国家不固,小农至少能察天时,治田亩,而不辨五谷,只知摆弄经文、抱残守缺者,又如何能处理好政务,执行好朝廷“农业兴国”之政?
当朱祺火力全开,尤其开始搞起“人身攻击”之后,杨、刘二人当然也不甘示弱,逐一驳斥,引经据典,能言善辩,同样是他们所长,火气被勾起来之后,气氛也就热烈了。
不只围观的客人们兴致盎然,聚精会神,就连在琴台上抚琴的刘晖手上动作都快了,悠扬的曲调便急促,就仿佛在给辩论双方鼓动助威一般。
在二楼的雅阁中,还有一名特殊的看客,当朝圣人刘旸。太和楼之名,他也早有闻之,此前皇城使王约曾汇报请示,是否要警告一番,毕竟地处市井,如此纵容议政,怕有不好的影响。
然而,刘旸没有丝毫犹豫便拒绝了,理由也很简单,他行王道,走的是堂堂正正的治国之道,无不可与臣民言者,他唯虑朝廷的政策方针传得不够远、不够全,何惧议论。
何况,有这么个场所也好,正好听听异见,触类旁通,兼听则明,若有英才雄见,也方便取用
刘旸一番见解,尽显开明之主的大度,当然,这也是建立在他足够自信且能控制局面的前提下,否则哪里能那般放任。
而听皇帝直言,王约恭维之余,又提出,吴国公身为宗亲,作为太和楼的主人,是否不妥?
刘旸当然听得懂王约暗含的意思,但刘旸一不相信刘晖有什么谋逆作乱的野心与实力,二则认为,正因刘晖的身份在那里,方才提供了那么个自由论道的空间。当然了,若是换作赵王刘昉、鲁王刘暧乃至燕王刘昭,刘旸都不会看得如此之开,毕竟不一样
正因如此,才放任至今,甚至今日,连刘旸都难耐好奇,亲自出宫来视察一番,而见识下来,感觉很满意,果是名不虚传。
当然,刘旸并不在意场中三人的争论,这些于他而言并没有太多意义,他们所说的东西,朝堂之上吵得更凶。
相比之下,刘旸更关注辩论的三人本身,不管是杨亿、刘筠还是朱祺,都是雍熙时代下的青年俊秀,也正是因为不断有这样的年轻才学之士涌现出来,大汉的文道方才昌盛。
目光落在以一敌二不落下风的朱祺身上,刘旸嘴角浮现出少许的笑意,感慨道:“朱祺犀利,杨亿耿直,刘筠明达,都是人才啊.听到他们争论,朕都觉得年轻了几分,倍感振奋!”
侍从在旁,听到皇帝的感慨,王旦说道:“大汉群英荟萃,人才辈出,此兴旺之兆,也是陛下励精图治之功!”
“朕可不敢矜功伐能!”闻言,刘旸摇着头,平静地说道:“至今,朕才勉强敢说国家之治理,渐入正轨,然而善始者常有,克终者盖寡,远没到松懈之时啊”
见刘旸这么说,王旦心中涌出一抹感动,抬眼注意到刘旸鬓间的几缕白发,眼眶都有些微微发热,作为内阁近臣,他太清楚皇帝继位以来的辛苦了。
“辩论双方,每人赐钱10贯!”刘旸冲内侍郑元吩咐了句,然后一摆手,道:“好了,该离开了,否则怕是要被人认出来了!”
此时的太和楼中,朝官可是不少,且愿意现身的,多为政治积极分子,目光嗅觉可敏锐着。
“是!”随从们应道。
怀着一个不错的心情,刘旸低调地来,低调地去。不过在离开之前,又忍不住打量了一眼正在表演单手抚琴、纵享醇酒的刘晖,他显然很陶醉。
对此,刘旸也不禁稍稍叹了口气。想当年,刘晖是多么受到世祖的宠爱,视为天家文曲星,而刘晖又是多么意气风发,天资惊人,文才卓越。
不得不说,刘晖母子三人都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。刘晖之母周淑妃早年失宠,郁郁而亡;妹妹刘萱,也是个执拗的性子,为了一个不肖的驸马,寻了短见。
如今,自己也落到这样一副“行尸走肉”的模样,刘旸念之,内心也颇为感伤。
不过,即便如此,对于刘晖,刘旸也没有任何表示,至少在他生前,是不会有更多政治上的待遇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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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政殿,皇帝刘旸驾临,不过正在忙碌的中枢臣僚里,都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,只是偷偷张望了一眼。皇帝早有规定,他巡视诸部是政务,不需迎接,怠慢公务。
当然,礼节性的接待还是必要的,不过这项工作乃是政事堂大佬们的专利。此时在殿中当值的,乃是吕端、赵匡义以及张齐贤。
政事堂的当值制度呢,比较“合理”,平日里一般维持三名宰臣的样子,其余人或在各自部司料理事务,或者就代天巡狩,巡察各地。
另外,就如赵匡义与吏部天官慕容德丰之间,朝野尽知二人不和,因此吕端在排班的时候,都是尽量将二人分开,避免撞车。就如此时,慕容德丰便奉诏前往河东、河北、燕山二道以及辽东道进行吏治方面的巡抚指导工作。
“众卿且入坐!”在这些权柄通天的宰相面前,刘旸表现得是越发自如了,从容之间带着一股强势,率先落座,腿一翘,便道:“知众卿理政辛苦,朕特来广政殿坐坐。”
“多谢陛下关怀!”吕端带头,向刘旸表示道。
嘴角露出点笑容,刘旸似随意地问道:“可有什么要紧之事?”
“正欲禀报陛下!”吕端表情一肃,道:“成都上奏,驻吐蕃大臣尹继伦病逝于逻些”
闻言,刘旸脸上那浅浅的笑意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,沉吟少许,颇为悲痛地道:“雪域高原,究竟吞噬了我大汉多少忠良啊!”
皇帝言落,吕端等人也都垂下头,似是在表示默哀之情。沉默少许,吕端也有些动情道:“前前后后,连带平叛、袭击、疾病在内,已有四千多名将士、职吏长眠高原,其中近半数,都是因为水土不服、疾疫不治而亡!”
“伤亡如此之大!”刘旸眉头几乎拧死。
吕端感慨道:“吐蕃之地理气候,不同寻常,对于大部分驻扎将吏而言,实在难于适应!”
“中枢有何解决办法?”刘旸当即问道。
吕端答:“臣等已就此事进行商讨,认为对高原驻军轮换,或可频繁一些,以两至三年为期,另外,对于驻军兵源之选择,当增加川边、陇西、河西籍将士,他们相对更容易适应气候。
同时,竭力保证驻吐蕃将士辎需供给,提高饷钱待遇,以慰军心!”
听其言,刘旸颔首,表示认可,略作思吟,又道:“传诏,追赠尹继伦镇西伯,以酬其殊功,另赐家人钱十万,锦缎各五十匹,其子孙,吏部酌情量能升迁荫职!”
“是!”
“关于继任人选,也先议一议吧!”刘旸又吩咐道,语气不免沉重:“也不知是否还有人,愿意前往逻些坐镇
这个问题,如果放在川蜀官场、军坛,那是毋庸置疑的,高原上再苦寒,那也是方面之任,手握驻军,那些吐蕃部族从来都是予取予求。看看尹继伦吧,在不少吐蕃部族中,都暗地呼之为“尹王”,可见其威风。
权威是一方面,还有肉眼可见的利益,茶马贸易始终红红火火,来自高原上的牛马、皮毛、虫草,可都是具备高价值的商品,而驻吐蕃大臣,在这条利益链上显然是有一份固定份额的
但同样的,这个职位也不是谁都能做,谁都有资格做的。至少在中枢,当朝商议人选时,就有很多将领、官僚表示排斥,不远去。
不是他们见识少,而实在是,那个地方是个“不详之地”,不到十年的时间,死了两任大臣,就连天潢贵胄的晋王刘晞这等福运之人都没抗住,那其他人呢,岂不是去送命?高原上因病死掉的那些驻军将士,可是实实在在的
于是,剑南那边可望而不可得,中枢这边可即而不远去,这样的情况,让刘旸十分恼怒。当然,最后人选还是出来了,成都兵马指挥使康继英,因为在平定蜀乱之中表现出色,得到提拔。作为将门之子,又是三代忠良,资格能力、都具备。
结果虽然出来了,但对过程皇帝却十分不满,毕竟能被提议驻吐蕃大臣的都是有一定资历、战功的老臣、老将,但他们似乎都有些丧失了志气。
于是,借着此事,刘旸又开启了对于军队,尤其是禁军与高级将领的整顿。
当然,刘旸的整顿相对温和,该有的体面还是给足的。只不过,从个地方,尤其是边地选拔了一批表现出色后起之秀,充实禁军,增加新鲜血液,加快军队更新换代的速度罢了。
如果要说整顿力度的话,大抵在海陆之争上了,这些年,海军毫无疑问是越来越起势,也越来越富裕,地位也在不断提升,这自然引起了大量大陆军的将帅们反对、猜疑乃至打压。
内陆不必多说,但在沿海地区,只要有海军驻扎的地区、港口,那是纷扰不断。怎么说呢,陆军有些眼红海军在海外牟取的那些利益,但海军哪里肯干,那是他们拼死拼活挣下的。
一旦牵扯到利益之争,那必然产生诸多龃龉,但是利益之争,最后的调合也必然着眼于利益本身。而在刘旸的主持下,自然而然从海军身上狠狠地咬了一口,海军在海外赚取的财富,必须上缴一部分,这部分,最终的去向也不是财政司,而是作为枢密院的“专款”,用在陆军方面。
大汉,说到底还是陆军说了算。但同样,陆军的那些军头将帅们,也被狠狠地责难了一番,尤其在军风、军纪的建设上,很多连训练都懈怠耽搁了将领,甚至被拿来问罪。
在这场纷争抑或说变革中,海军虽然损失了一定的经济利益,但在政治地位上,却有了明显抬头的趋势,要知道,曾几何时,哪有海陆之争,有的只是陆军大哥对海军小弟的颐指气使,如今却已经上升到需要皇帝、枢密院来仲裁、调合的地步。
这样的进步,可是突破性的。另一方面,陆军也开始主动提出,要加强在海外的驻(捞)军(钱)了。
虽然很长一段时间内,各地骚乱不断,又发生过蜀乱,但大汉军队还是难免患上了和平军队的一些通病,而具体表现,重点就在军队上层,而上层若懈怠了,基层的官兵就难免受影响。
刘旸治国虽然重点在苦修内功上,但对于军队建设,也不敢放松,毕竟在世祖的熏陶之下,深彻地明白军队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,而大汉摊子又那么大,永远需要军队巩固与维护,什么都能乱,军队不能乱,这是个基本底线。
当一个个新鲜的面孔出现在大汉军队的上层,曾经追随世祖的那些将帅们陆陆续续地凋零,消失在大汉军队之中,即便还活着,还保留着一定的影响力,但也正在这种变化之中,雍熙皇帝印记打上了,也开始进一步覆盖乃至清楚世祖那依旧残留的影响力。
当然,这一点是永远清除不了的,只是多与少的问题,因为总有人会打着世祖的旗号进行政治活动,而这个旗号也将永远不倒,除非后世之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做数典忘祖之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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