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40章 农民苦
第1740章农民苦
初夏的开封,迎来了最美好的季节,万物丰茂,茁壮成长,空气中都仿佛充满了希望的气息。对东京士民而言,比较喜悦的是,持续走高数月的粮价,终于缓了下来。
从去岁冬开始,东京的粮价便开始逐步抬头,原因有二,榆林叛乱是一方面,大量粮食被西北战事那个黑洞所吞噬,。当然,最主要的原因,还在于去年异常的气候,大面积的霜冻导致全国性的歉收。
大汉的粮价,向来稳定,在这方面,管控得很严,过去也始终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,自开宝元年开始,二十余年间,东京斗米粮价只涨了五文。
即便在去年秋末,斗米价格也才十八文,不足二十,粮价的上涨幅度,甚至赶不上铜钱的通货膨胀。也正是如此低廉的粮价,方才造就了两京的繁荣,否则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多人。
有一个很通俗的道理,很多人都知道,粮价并不是越低越好,粮价越低,农民收益就越低,日子就越难过,生产劳作的积极性就越低。
而大汉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低水平粮价,自然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上,几乎是毋庸置疑的,大汉过去二十年商品化、城镇化的大发展,两京乃是天下所有城市的繁荣,都是通过对农村抽血来实现的。
开宝已然二十又二,大汉也安定了这么多年,倘是北方道州这些刘汉政权的基本盘,时间则要更长。而长时间的康平,除了带来稳定,同时也意味着各种问题矛盾的积攒。
过去,不停的对外战争,高昂的军费,领土扩张带来巨大的行政成本,土地兼并,勋贵当权,包括还未彻底过去的西北叛乱,这些都是大汉进入“开宝盛世”后,逐渐显露出来的问题,并且从刘皇帝到中枢宰臣都察觉到的事情,并且因时因势调整。
其中,有的缓解,有的改良,虽然始终难以起到治标的效果,但起码得到了遏制,也使开宝盛世延续至今。
而农民问题,在过去始终是被压制的,朝廷一向提倡以农为本,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农村的稳定,保证农业的产出,保证税收及物资的供给。
从开宝元年之后,朝廷施行了一些惠民之策,比如逐步削减丁税,到开宝十五年之后,已基本取消了丁税,这算是解除了大汉百姓们头上的一道枷锁。
然而,其他束缚却从未放松过,尤其对农民而言,虽然朝廷多次调整两税,有涨有减,但整体而言,幅度并不大。只是相比于战乱时期的税收而言,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罢了。
然而,大汉已经彻底脱离战乱二十多年了,有的道州甚至更远,二代、三代的百姓逐渐长成,他们是没有经历过战争时期的困苦,也难以感同身受,对于当下的社会环境以及生存条件,自然难以称心。
大汉的农民向来是本分的,但是日子过得如何,他们心中也明白,而事实上是,过去的二十年,他们过得并不轻松,并且越来越困苦。
仅一个夏秋两税,就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,尤其是,随着朝廷彻底制定税收通过银、铜钱收取之后,对农村的压榨就显得越发赤裸裸了。
粮食本身维持在一个低廉的价格上,朝廷每年制定的税额却在不断提高,为了缴税,大汉的农民们不得不把辛苦产出的粮畜贱卖,换成铜钱,用以交税。
在这个过程中,几乎不可避免的,还有经过官商盘剥一遍,这方面的问题,刘皇帝很早以前就察觉了,并屡遣御史监察,严厉处置,然而再严厉的手段,再完善的法律,都难以杜绝贪婪的人心。
同时,铜钱在不断贬值,粮价却难以提振,农民每年种地的收益自然不断降低,生活的成本却在不断提高,这日子如何能够好得了。
也就是朝廷在土地兼并上还留有极大的戒心,以高昂的土地交易税,限制土地买卖,并以严刑峻法处置那些逾制乱法的官商。如此,方才稍稍遏制了大汉土地兼并的进程,给普通农民留有不下的耕作余地。
但是,如此也仅仅是遏制,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,土地交易仍旧是准许的,而以自古以来大汉士民对于土地的热情追捧,即便代价高些,只要有机会有资本仍旧会热衷于买地屯田。
而在近十年中,大汉各地,土地买卖的数量明显增多,其中有贵族,有官僚,也有商贾,这与历朝历代发生的土地兼并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
此前,有大量汉民下南洋闯荡,其根本原因,还在于那些人,无地无产,或者失地失产,为了生计,不得不赌命冒险。否则,出海的死亡率那般高,即便利益再诱人,也难以形成那等规模的出海潮。
而针对于农民困难的情况,朝廷不是不知道,更不是看不到,也不是完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。
至少,在丰年之际,还会由财政出钱,以略高于市价的价钱从民间收购粮食,用以官仓储备。但是,于整体而言,这部分占比不算太高,然而这个办法,本质上还是在割韭菜,毕竟朝廷手里廉价的铜钱是在太多了,而粮食物资可是实实在在的。
另一方面,则是在灾年时期,对受灾州县百姓行减税、赈济。
而以上两点,同样不能改变大汉农民生活困苦的本质。鉴于此情,不论是刘皇帝,还是政事堂,都已经意识到,农民农业问题已经到不得不变动的地步,否则任其发酵下去,矛盾爆发之际,难免产生动乱。
这是历代王朝治乱循环的规律,即便以朝廷的实力,不会被轻易掀翻,但是这种情况同样会动摇统治,需要竭力避免。
事实上,早在赵普卸任之前,就已经在筹谋,改变农业政策,让利于农民,稳固大汉最广大的群体,农民。
当然,减税这种事情,是不能轻易实行的,尤其农税依旧是朝廷税收的大头。但是,粮价却是一个不错的着手点。
去年田亩歉收以及榆林叛乱,对两京的粮食供应造成影响,导致粮价不断抬升,到二十二年二月之时,东京粮价已然高至斗米四十文一斗,到三月底,则到六十,比之前翻了三倍不止。
而两京的粮价一向是天下的风向标,哪怕反应慢些,全国的粮价也跟着上涨,紧接着影响到的是整个农产品。
过去,当粮价不稳之时,朝廷往往会采取措施,用以平衡,但这一次,并没有贸然行动,而是一直按捺着,任由市场调节,即便其中出现了一些囤积居奇、乃至发国难财的乱象,也没有第一时间整治。
就拿米价来说,以朝廷多年积攒的家底,拿出一部分来平抑价格,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,但在赵匡义及沈义伦的建议下,朝廷选择了观望的做法。
如此一来,可苦了两京的士民,以及城市中的百姓,而农民则如降甘霖,粮价涨了,能卖出更多钱,他们的处境自然能够得到缓解。
当然,粮价过低不行,过高显然也会出问题。而在半年的时间里涨了三倍,这就不正常了,也不可能是健康的。因此,在眼瞧着东京粮价居高不下,士民生计受困,乃至穷苦之人几乎无以为继,满城怨声载道之时,朝廷终于出手,平抑粮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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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夏的开封,迎来了最美好的季节,万物丰茂,茁壮成长,空气中都仿佛充满了希望的气息。对东京士民而言,比较喜悦的是,持续走高数月的粮价,终于缓了下来。
从去岁冬开始,东京的粮价便开始逐步抬头,原因有二,榆林叛乱是一方面,大量粮食被西北战事那个黑洞所吞噬,。当然,最主要的原因,还在于去年异常的气候,大面积的霜冻导致全国性的歉收。
大汉的粮价,向来稳定,在这方面,管控得很严,过去也始终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,自开宝元年开始,二十余年间,东京斗米粮价只涨了五文。
即便在去年秋末,斗米价格也才十八文,不足二十,粮价的上涨幅度,甚至赶不上铜钱的通货膨胀。也正是如此低廉的粮价,方才造就了两京的繁荣,否则根本无法养活那么多人。
有一个很通俗的道理,很多人都知道,粮价并不是越低越好,粮价越低,农民收益就越低,日子就越难过,生产劳作的积极性就越低。
而大汉保持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低水平粮价,自然就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削上,几乎是毋庸置疑的,大汉过去二十年商品化、城镇化的大发展,两京乃是天下所有城市的繁荣,都是通过对农村抽血来实现的。
开宝已然二十又二,大汉也安定了这么多年,倘是北方道州这些刘汉政权的基本盘,时间则要更长。而长时间的康平,除了带来稳定,同时也意味着各种问题矛盾的积攒。
过去,不停的对外战争,高昂的军费,领土扩张带来巨大的行政成本,土地兼并,勋贵当权,包括还未彻底过去的西北叛乱,这些都是大汉进入“开宝盛世”后,逐渐显露出来的问题,并且从刘皇帝到中枢宰臣都察觉到的事情,并且因时因势调整。
其中,有的缓解,有的改良,虽然始终难以起到治标的效果,但起码得到了遏制,也使开宝盛世延续至今。
而农民问题,在过去始终是被压制的,朝廷一向提倡以农为本,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农村的稳定,保证农业的产出,保证税收及物资的供给。
从开宝元年之后,朝廷施行了一些惠民之策,比如逐步削减丁税,到开宝十五年之后,已基本取消了丁税,这算是解除了大汉百姓们头上的一道枷锁。
然而,其他束缚却从未放松过,尤其对农民而言,虽然朝廷多次调整两税,有涨有减,但整体而言,幅度并不大。只是相比于战乱时期的税收而言,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罢了。
然而,大汉已经彻底脱离战乱二十多年了,有的道州甚至更远,二代、三代的百姓逐渐长成,他们是没有经历过战争时期的困苦,也难以感同身受,对于当下的社会环境以及生存条件,自然难以称心。
大汉的农民向来是本分的,但是日子过得如何,他们心中也明白,而事实上是,过去的二十年,他们过得并不轻松,并且越来越困苦。
仅一个夏秋两税,就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,尤其是,随着朝廷彻底制定税收通过银、铜钱收取之后,对农村的压榨就显得越发赤裸裸了。
粮食本身维持在一个低廉的价格上,朝廷每年制定的税额却在不断提高,为了缴税,大汉的农民们不得不把辛苦产出的粮畜贱卖,换成铜钱,用以交税。
在这个过程中,几乎不可避免的,还有经过官商盘剥一遍,这方面的问题,刘皇帝很早以前就察觉了,并屡遣御史监察,严厉处置,然而再严厉的手段,再完善的法律,都难以杜绝贪婪的人心。
同时,铜钱在不断贬值,粮价却难以提振,农民每年种地的收益自然不断降低,生活的成本却在不断提高,这日子如何能够好得了。
也就是朝廷在土地兼并上还留有极大的戒心,以高昂的土地交易税,限制土地买卖,并以严刑峻法处置那些逾制乱法的官商。如此,方才稍稍遏制了大汉土地兼并的进程,给普通农民留有不下的耕作余地。
但是,如此也仅仅是遏制,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,土地交易仍旧是准许的,而以自古以来大汉士民对于土地的热情追捧,即便代价高些,只要有机会有资本仍旧会热衷于买地屯田。
而在近十年中,大汉各地,土地买卖的数量明显增多,其中有贵族,有官僚,也有商贾,这与历朝历代发生的土地兼并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。
此前,有大量汉民下南洋闯荡,其根本原因,还在于那些人,无地无产,或者失地失产,为了生计,不得不赌命冒险。否则,出海的死亡率那般高,即便利益再诱人,也难以形成那等规模的出海潮。
而针对于农民困难的情况,朝廷不是不知道,更不是看不到,也不是完全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。
至少,在丰年之际,还会由财政出钱,以略高于市价的价钱从民间收购粮食,用以官仓储备。但是,于整体而言,这部分占比不算太高,然而这个办法,本质上还是在割韭菜,毕竟朝廷手里廉价的铜钱是在太多了,而粮食物资可是实实在在的。
另一方面,则是在灾年时期,对受灾州县百姓行减税、赈济。
而以上两点,同样不能改变大汉农民生活困苦的本质。鉴于此情,不论是刘皇帝,还是政事堂,都已经意识到,农民农业问题已经到不得不变动的地步,否则任其发酵下去,矛盾爆发之际,难免产生动乱。
这是历代王朝治乱循环的规律,即便以朝廷的实力,不会被轻易掀翻,但是这种情况同样会动摇统治,需要竭力避免。
事实上,早在赵普卸任之前,就已经在筹谋,改变农业政策,让利于农民,稳固大汉最广大的群体,农民。
当然,减税这种事情,是不能轻易实行的,尤其农税依旧是朝廷税收的大头。但是,粮价却是一个不错的着手点。
去年田亩歉收以及榆林叛乱,对两京的粮食供应造成影响,导致粮价不断抬升,到二十二年二月之时,东京粮价已然高至斗米四十文一斗,到三月底,则到六十,比之前翻了三倍不止。
而两京的粮价一向是天下的风向标,哪怕反应慢些,全国的粮价也跟着上涨,紧接着影响到的是整个农产品。
过去,当粮价不稳之时,朝廷往往会采取措施,用以平衡,但这一次,并没有贸然行动,而是一直按捺着,任由市场调节,即便其中出现了一些囤积居奇、乃至发国难财的乱象,也没有第一时间整治。
就拿米价来说,以朝廷多年积攒的家底,拿出一部分来平抑价格,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,但在赵匡义及沈义伦的建议下,朝廷选择了观望的做法。
如此一来,可苦了两京的士民,以及城市中的百姓,而农民则如降甘霖,粮价涨了,能卖出更多钱,他们的处境自然能够得到缓解。
当然,粮价过低不行,过高显然也会出问题。而在半年的时间里涨了三倍,这就不正常了,也不可能是健康的。因此,在眼瞧着东京粮价居高不下,士民生计受困,乃至穷苦之人几乎无以为继,满城怨声载道之时,朝廷终于出手,平抑粮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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